最初捧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张荣臣编著的《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我心里多少有些“啃硬骨头”的准备。这类读物，想来必是字字庄重、需正襟危坐、字斟句酌地细品了。可没想到，读进去之后，竟像听一位老友在灯下絮语，条分缕析，不急不躁，把“政绩”这个看似宏大、实则与每个党员干部息息相关的话题，讲得通透又接地气。

　　翻开书页，作者开篇便提出“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三个环环相扣的根本问题，像三记叩问，重重敲击在心上。

　　政绩的“根”扎在哪儿？作者没有直接抛出晦涩概念，而是以焦裕禄在兰考的故事为引，铺展开一段滚烫的岁月。1963年春，焦裕禄带领干部群众在张庄治沙，他蹲在茫茫沙丘上，用手一点一点扒开沙子，查看下面的淤泥层，对大家说：“这沙底下是淤土，挖出来盖在沙上，就能把沙压住。”就这么一个动作、一句话，背后是什么？是“政绩为谁而树”，为的是让当地百姓能种上庄稼、吃上饭，让漫天黄沙的兰考，能长出希望的绿意。

　　作者在此处点了一句：“焦裕禄留下的不是高楼大厦，甚至不是立竿见影的粮食增产数字，但他留下的每一棵泡桐、每一道淤土压沙的痕迹，都长在百姓心里。”读到这里，我豁然开朗：政绩的“根”，不是扎在文件堆里，也不是扎在汇报材料里，而是扎在焦裕禄那双扒开沙土的手上，扎在他和群众蹲在一起的那片土地上。

　　政绩的“果”结在何处？书里谈“树什么样的政绩”时，反复强调一个观点：政绩的果实，最终要结在群众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上。这让我想起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党委原第一书记沈浩的故事。2004年，沈浩刚到小岗村，村里的账上只有几十块钱，欠债却有好几万元。他没有急着上大项目、搞大场面，而是花了一个多月，把全村108户人家挨个走了一遍，谁家有几亩地、几口人、有什么难处，记了满满三个笔记本。沈浩在日记里写道：“小岗村需要的不是表面光鲜的工程，是路通、水通、心通。”六年时间，他带领村民修公路、建葡萄园、发展现代农业，小岗村人均收入从2300元增长到6600元。书中反复强调的核心理念——“政绩的评判权在人民手中”，在沈浩身上得到了最生动的印证。如果政绩是果子，那这果子不是挂在汇报材料上让人看的，而是要摘下来送到群众嘴里，甜不甜，群众说了算。

　　政绩靠什么树？书中讲到这一问题时，特别强调实干精神和务实作风。这让我想到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他35年如一日，扎根太行山区，推广果树种植技术。每到一村，第一件事不是讲课，而是上山看土、看树、看水。有农民问他：“李老师，你这技术能让我们一亩地多收多少钱？”李保国不说虚的，直接算账：从前一亩核桃收三百斤，用他的技术能收一千斤，一斤按十块算，一亩多收七千块。李保国有句名言：“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他不需要宏大叙事，每一个核桃、每一个苹果，都是他政绩的凭证。这种政绩靠什么树？靠真本事、靠笨功夫、靠一颗扎进泥土里的心。书中反复强调的“求真务实”“深入基层”“技术赋能”等正确政绩观，与李保国的精神内核高度一致。

　　书中还描述了一种反面情形：花几千万建个仿古牌坊，老百姓却说“不如修条排水沟”。作者用了一句很重的话：“政绩如果脱离了群众的具体需求，再光鲜也是水泥地上的鲜花，活不长。”我读到这里，想了很久。是啊，树政绩的“靠山”，不是资金、不是宣传，而是群众发自内心的一句“这干的是实事”。

　　作者还讲到考核评价、监督约束和长效机制。这部分容易写得枯燥，但作者处理得很好。他讲到了习近平同志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时推行的“四下基层”制度：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这个制度不是挂在墙上的，而是量化为具体的数据：每年下基层多少天、解决多少实际问题、群众满意度怎么测评。作者在此处点明：“制度的尺子，量的是干部的步子。干部走了多少路、进了多少门、办了多少事，尺子清清楚楚。”

　　读完这本书，我心中也生出一个琢磨了很久的想法。政绩观的问题，制度固然是硬约束，但还有一个东西也很关键，那就是干部的“历史感”。何为“历史感”？就是领导干部在做一件事时，心里要有“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后人怎么看我”的意识。书中其实隐含着这样的深意，比如讲都江堰、讲郑国渠，这些古代水利工程，当初也是“政绩”，但它们历经两千年依然在造福百姓，靠的就是当初决策者的历史感。李冰父子率众修建都江堰时，想的绝不是为官这几年的成果，而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种历史感，也许很难完全通过制度予以量化，但它是每一位领导干部内心最深厚的政绩观。

　　“正确政绩观，说到底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统一。”这就是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政绩不是给自己树碑立传，而是把自己当成历史的一个章节，写得扎实不扎实，后人会读，历史会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