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学，是中国传统社会独有的、以成文律典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具学术性与实践性的专门法律知识体系。律学家以律文阐释、逻辑梳理、法理探究为核心，融合儒家经义与审断实践，既参与律典修订，也指导狱讼决断，是中华法系一脉相承的核心学问。

　　律学自秦汉发端，经魏晋隋唐、宋元明清持续发展，至清代已形成体系完备、传承严谨的学术传统。晚清同治、光绪年间，西法东渐日盛，传统法制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一古今中西交汇、法制转型的关键节点，在清代最高司法机构刑部，一批以地域为标识的律学流派悄然兴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陕派律学和豫派律学。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闫晓君长期深耕陕派律学研究，对其源流、特质与价值有着系统阐释。近日，本报全媒体记者专访闫晓君教授，请他解读陕派律学的形成发展、律学家的精神内核等问题，以期深入挖掘传统律学的当代价值。

　　溯源

　　律学的来路与根脉

　　记者：学界认为，律学是中华法系的精髓。对于大众而言，它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这门贯穿中国数千年的专门学问，其起源、演变与各阶段面貌如何？

　　闫晓君：中国传统律学源流久远，内涵丰富，是古代法学的典型形态，它所达到的水准，是“衡量中国古代法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我们可以将其发展脉络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起源奠基期，主要集中在夏商周至秦代。夏商周时期在法律方面形成了礼、刑二元结构，《左传》中记载“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以及《礼记》中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正是这一结构的鲜明体现，这也为律学的诞生奠定了制度基础。秦代“改法为律”，形成中国历史上较早且体系化程度极高的成文法律体系，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法”。

　　律学的正式诞生与秦始皇统一后的制度建设息息相关。为统一全国法律，秦始皇一方面“明法度，定律令”，构建统一法律体系；另一方面推行“法教”，确立“以吏为师”的法律传播与教育模式。秦代对法律适用与解释有严格规定，要求执法之吏必须明习法律；若百姓向执法之吏询问法令含义，执法之吏须明确告知，如拒不告知，或告知内容曲解法律，则要以吏民所问法令对应的罪名惩处执法之吏。在此背景下，一种专门研究、解释具体法律规则和法律名词术语、明确“法令之所谓”的学说应运而生，这便是早期律学。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答问》，正是秦代律学的经典成果，也标志着律学正式形成。

　　第二阶段是兴盛成熟期，主要在汉代。中国近代法律史学家程树德在《九朝律考》中称“汉世律学最盛”，施愚为其作序亦言“我国律学之盛，始于秦而备于汉”。汉代律学的兴盛与经学（阐述儒家经典之学）昌明密不可分，形成“引律入经”与“引经注律”的双向融合格局，律学也完成从法家之学向儒法合流形态的转变。同时，秦汉律学传承带有显著的私学、家传特征，律学家多由廷尉等司法官成长而来，如西汉杜氏（杜周、杜延年父子）世传“大杜律”“小杜律”，东汉郭氏（郭躬、郭镇）数世传习法律，皆是当时律学传承的典型写照。

　　第三阶段是传承发展期，涵盖宋元明清。这一时期的律学传统一脉相承且持续发展。元代较好地保留了唐宋律法的传统，明代在恢复唐律基础上，对律文进行删改增益，调整犯罪构成与量刑标准；清律则基本继承明律，仅在律文中增加诸多律注以明确律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律典的修订，均由当时的律学家参与完成。为了统一律文适用，明清两代还不断修订条例，作为律的补充与实施细则。这种立法与司法的双重需求，大大推动了明清律学研究，也为晚清陕派律学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探微

　　晚清律学的陕西力量

　　记者：通过您的介绍，我们更加理解陕派律学崛起的历史分量。在您看来，这个诞生于同治、光绪年间，以陕西籍刑部官员为核心的学术流派，最核心的内涵是什么？在中国法律史上具有怎样的地位？

　　闫晓君：必须明确，陕派律学并非陕西地区的律学，而是晚清时期一群出身陕西、任职刑部的学者型司法官，以《大清律例》为核心研究对象，既坚守传统律学的考据、阐释方法，又紧密结合实践，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术与实践体系。它既是传统律学发展的最后高峰，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律学流派。具体可从四个方面理解其地位：

　　从历史定位看，陕派律学上承秦汉以来的千年律学传统，完整继承传统律学的知识体系与研究方法，又逢西法东渐的大变局时代。在传统法律体系受到西方法律冲击、朝野上下多有动摇的时刻，陕派律学家始终对传统律学抱有深厚的坚守与自信，以自身的学术研究与司法实践，为中国传统律学作出最后的总结与传承。

　　从学术价值看，陕派律学是中国传统律学的集大成者。以薛允升、赵舒翘、吉同钧为代表的陕派律学家，拥有深厚的传统律学功底，上溯历代律典、下研大清律例，通过著书立说、修订律例，系统梳理总结传统律学知识体系——围绕律文的源流、含义、适用场景等展开考据与阐释，厘清律与例的关系，修正律文中的矛盾与歧义。如薛允升《读例存疑》对清代律例的系统梳理、赵舒翘《提牢备考》对狱政制度的规范总结，都是陕派律学的代表性成果。吉同钧开展的中西法律比较研究，更让传统律学在近代化浪潮中完成最后的学术传承，为中华法系留下宝贵的学术财富。

　　从司法价值看，陕派律学践行传统司法“推鞫得情，处断平允”的核心理念。“学者+司法官”的双重身份，使陕派律学家的审断既有理论支撑，又有实践积累，实现了学与用的融合，从根本上保证裁判的精准与公允。薛允升不畏强权、赵舒翘坚守底线、吉同钧务实求真，皆是对公平公正的躬身践行。

　　从精神价值看，陕派律学铸就了以坚守、刚正、务实、本土为核心的律学精神。“坚守”是对律学本心与法律正义的坚守；“刚正”是司法官不畏强权、秉公执法的职业操守；“务实”是不尚空谈，让研究与改革皆立足实践；“本土”是坚守法律本土化，贴合本国历史与民俗。这既是陕派律学家的品格，也是传统法律人的精神写照。

　　识人

　　学者与司法官的双重修炼

　　记者：您多次提到薛允升、赵舒翘、吉同钧。他们似乎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既是饱读诗书的学者，又是执掌刑名的司法官。这种双重身份，塑造了陕派律学哪些鲜明特质？

　　闫晓君：双重身份正是问题的关键。陕派律学家多年饱读儒家经典，考中进士后分发刑部任职，继而潜心研读律令、钻研判例，完成从儒生到司法官的角色转变，也实现了儒家经义与律义的深度融合。这也决定了陕派律学不是空谈理论的学术，而是“学以致用”的实践之学，核心是一边断案、一边研究，既用律学知识指导实践，又从实践中完善律学研究。

　　作为司法官，他们身处审断一线，手握生杀予夺大权，拥有丰富的听讼断狱经验；作为学者，他们以实践为根基，穷究律例、梳理源流、著书立说，阐释律意。这种双重身份，造就了陕派律学重实践、重考据、重公允的特质，也让陕派律学家兼具学者的严谨与司法官的刚正，成为晚清刑部律学的核心力量。

　　陕派律学的崛起，是当时刑部的一道独特风景，时人对陕人研习法律的天赋与努力多有赞誉。清代文人曹允源在为赵舒翘的《慎斋文集》作序时便说：“国家政事分掌于六曹，而秋官一职关人生命，视它曹尤重。为之长者类多擢自曹司重望，谙习法令。即叙劳外简，往往不数年骤跻右职，入掌部纲。故它部长官迁调不常，而秋官任独久，盖非精研其学者不能尽职也。陕西人士讲求刑法若有神解夙悟。”所谓“神解夙悟”，虽不乏溢美之词，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问道

　　把律学智慧融入当下

　　记者：陕派律学的学术特质与精神内核，对于今天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有哪些启示？

　　闫晓君：陕派律学为当代法律发展留下的启示，源于其学术特质与精神内核，核心有三：

　　其一，法律研究与司法实践必须深度融合。陕派律学家的成功，在于其研究不脱离实践、实践以研究为支撑，当代法治建设同样需要避免研究与实践的脱节，让法学研究扎根司法实践，让司法实践反哺法学研究。其二，司法者必须坚守崇高的职业操守。古人对司法官的要求，不仅是精通法律，更要有刚正不阿、追求公平正义的勇气，敢于抵制外界干扰，这是司法公正的根本保障，也是陕派律学家留给当代司法人员的重要启示。其三，法律发展必须坚持本土化与国际化有机统一。吉同钧“不背习惯、推行尽利”的理念，道出了法律发展的本质。法律是本土化产物，任何改革与借鉴，都不能脱离本国国情，同时要顺应世界法律发展趋势，吸收先进经验，实现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