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世纪的泉州港，桅樯如林，蕃商云集。这是“东方第一大港”，市舶岁入曾占南宋国库的十分之一。码头上，阿拉伯香料、南洋玳瑁、高丽人参与江南丝绸、景德镇瓷器交易的场景交织成一幅繁华图景。然而，在这“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景背后，一个深层次的治理问题也日益凸显：当来自不同文明、持守不同习俗的蕃商与宋人发生冲突时，究竟该用谁的规矩来裁断是非？尤其刑事案件中，是按蕃商故土的习俗“赎罪”，还是依《宋刑统》明正典刑？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个案公正，更触及一个现代称之为“司法主权”的根本命题。历史将回答这一问题的责任，交给了南宋初年主政泉州的知州汪大猷。

　　汪大猷（1120年—1200年），字仲嘉，庆元府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初以父荫入仕，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中进士，历仕州县。他早年即以“晓畅吏事”闻名，善断案、通民情，宋孝宗曾称赞他“疏通详雅而善议论”。正是这样一位兼具儒者风骨与实务才干的官员，在出知泉州时，直面了中外律法与习俗的碰撞。

　　据《宋史·汪大猷传》记载，当时泉州存在一条沿袭已久的旧例：“蕃商与人争斗，非伤折罪，皆以牛赎。”这意味着，在泉州经商的阿拉伯、波斯、占城等外国商人，若与当地百姓发生冲突，只要未致人折伤以上，便可依照其本国或本族习俗，以赔偿牛只的方式结案。这种处理方式，表面上看似“因俗而治”，实际上却是在南宋领土上形成了一块法律适用的“飞地”。汪大猷到任后，对此坚决反对，并公开宣示：“安有中国用岛夷俗者？苟在吾境，当用吾法！”

　　短短17字，掷地有声，意蕴深远。其一，申明了“吾境”与“吾法”的对应，明确了领土与法律的不可分割性。宋代律法沿袭《唐律疏议》，对“化外人”（即外国人）有“同类相犯依本俗法”之规定，但明确蕃汉之间“异类相犯，以法律论”。汪大猷的坚持，正是对国家法律权威的捍卫。其二，拒绝“以牛赎罪”，并非针对蕃商的歧视，而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精神的坚守。若允许蕃商以牛赎罪，何不许宋人以财抵刑？统一法律适用、不分内外，才是公平公正的根基。其三，彰显长治久安的治理智慧。短期来看，“以牛赎罪”似乎简便易行，能减少冲突。但长此以往，会助长蕃商的特权意识，激化蕃汉矛盾，扰乱泉州的社会秩序。史载汪大猷严明法度之后，蕃商“始有所惮，无敢斗者”，从而以统一的法治，守护了泉州港的长治久安。

　　值得注意的是，汪大猷对法度的坚守，并非盲目排外。据《宋史·汪大猷传》记载，当戍兵误将真腊（今柬埔寨）商船当作海盗“毗舍邪”抓捕时，汪大猷仔细辨识后指出：“毗舍邪面目黑如漆，语言不通，此岂毗舍邪耶？”不仅立即释放商人，还由官府出资收购其货物，妥善遣返。保护合法商贸与惩治违法犯罪并行不悖，彰显的正是成熟司法主权治理应有的尺度与分寸。

　　如果说叫停“以牛赎罪”是汪大猷在司法审判层面对国家司法主权的坚决捍卫，那么“铜瓦风波”则显示了他在行政涉外事务中维护国家法度的战略眼光。当时，南海三佛齐（位于今印度尼西亚）通过宋朝市舶司，请求朝廷为其铸造3万片铜瓦，并已获批准，朝廷诏令泉州、广州两地承办。这看似只是一笔普通的涉外加工订单，但汪大猷敏锐地意识到其中的问题。他立即上疏反对，理由简洁而有力：“法，铜不下海。中国方禁销铜，奈何为其所役？”最终，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收回成命。

　　“铜不下海”是宋朝重要的物资管制法令。铜是铸造钱币的核心原料，而宋代长期面临“钱荒”，因此朝廷严令禁止铜料出口。汪大猷的反对，基于两条清晰的原则：其一，国家法律的权威不容挑战。既然有“铜不下海”的禁令，那么任何形式的铜料出口，无论是原料还是成品，都应被禁止。不能因为对方是邦交之国，或有一纸诏令，就突破法律底线。其二，国家利益不能为外交利益所牺牲。铸造3万片铜瓦，需要消耗大量铜料，这无异于变相的铜料出口。更关键的是，此举将使宋朝在战略物资上受制于人，形成不良先例。汪大猷“中国方禁销铜，奈何为其所役”的反问，充满对国家尊严的维护意识。

　　汪大猷在泉州的这两次“拒绝”，发生在南宋特殊的历史时期。彼时，南宋朝廷对外与金国对峙，时有战事；对内财政压力巨大，市舶收入至关重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地方官员往往倾向于“维稳”，对外商采取迁就态度。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记载，广州蕃坊的蕃长甚至有权处理“徒以下”案件，自治权颇大。正因如此，汪大猷的“拒绝”才显得尤为可贵。他并非不知变通的顽固官僚，平日善调民事、慎用刑罚，秉持宽严相济之道；惟在涉及司法主权与国法尊严时，他选择绝不退让。

　　今天，当我们在泉州凝视宋代市舶司遗址，在九日山摩崖石刻前追想祈佑海上贸易航线畅通的祈风盛典时，不应忘记，这座“东方第一大港”的辉煌不仅建立在贸易繁荣之上，更建立在如汪大猷这样的官员所捍卫的法律秩序之上。“苟在吾境，当用吾法”——这8个字时至今日依然铿锵有力。在全球化纵深推进的当下，不同法律传统与治理逻辑的交汇日益频繁，而司法主权始终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石，是文明对话中保持自我的底线。真正的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从来不是无原则的妥协退让，而是源于对自身法律体系与价值理念的清醒认知与坚定捍卫。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