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画家姜筠山水画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明末清初，战乱频繁，后经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相对稳定的统治，至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前，清朝经济发展较快，人口急剧增长，人与自然环境的矛盾日益显现。在总结历代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清朝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也较前代更为严密。清朝诗人与诗歌的总量远超前代，有人称之为中国古典诗歌集大成者，这些诗词中的歌咏自然之作，反映了对生态环境的关注。
1.
半边修竹半边兰，碧叶清芬满近山；总是一团春夏意，略无秋气杂其间。
——郑板桥《兰》
这首诗为郑板桥辞官之后所作，描写修剪有序的竹子和美丽的兰花各在一边，山间弥绕着花草散发的芬芳清香；林木茂盛、花团锦簇，一年四季总是像春夏一样欣欣向荣，没有一点悲秋的气息掺杂其间。
明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创立后金，大致占有今辽宁东部山区、吉林、黑龙江大部等地，森林覆盖广阔，因此早在清代前期就很重视森林保护。清朝建立之后，更是颁布了大量诏令。顺治十二年（1655年）覆准：“民间树植以补耕获，地方官加意劝课，如私伐他人树株者，按律治罪。”雍正二年（1724年）下诏：“舍旁田畔，以及荒山旷野，量度土宜，种植树木。”还告诫地方官员，多方劝导百姓种植经济林木，“委曲周详，多方劝导。庶使踊跃争先，人力无遗，而地利始尽”。
为了推动植树造林，清朝对地方官员规定了考核奖惩制度。《大清律例·户律·田宅》“荒芜田地”条规定：“凡里长部内已入籍纳粮当差田地，无故荒芜，及应课种桑麻之类而不种者，俱以十分为率，一分笞二十，每一分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县官各减二等。长官为首，佐职为从。”乾隆二年（1737年）诏谕编纂农书，后编成《授时通考》并被冠以“钦定”二字，以凸显其最高法律规格。这部书与以前的农书相比，在体例设置上更为科学合理。此书完整地吸纳了《礼记·月令》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合理利用内容，更加适合于指导农业生产实践，其中有大量关于山林树木保护的内容。
《大清律例》中对于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规定基本上是传承了明代的规定，但更加详细。《大清律例·户律·田宅》“盗卖田宅”条下“偷伐近边应禁林木”款规定：“若砍伐已得者，问发云贵两广烟瘴稍轻地方充军；未得者，杖一百、徒三年。”区分了既遂与未遂；规定“若前项官员有犯，俱革职。计赃重者，俱照监守盗律治罪”。“弃毁器物稼穑等”条规定：“凡弃毁人器物，及毁伐树木稼穑者，计赃准窃盗论，免刺。”对超范围砍伐的，《大清律例·刑律·贼盗中》“盗田野谷麦”条规定：“盛京各处山场，商人领票砍伐木植，如有夹带偷砍果松者，按照株数多寡定罪。砍至数十根者笞五十，百根者杖六十，每一百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徒三年，所砍木植，变价入官。”
尽管有律令对林木保护作出了规定，但由于人口的高速增长、过度垦荒，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对森林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
人们对于大力植树造林的官员是永远铭记的。光绪二年（1876年），晚清重臣左宗棠领兵来到西北大漠收复新疆。感受当地早春时节万物萧条、黄沙漫天，左宗棠带领军队在大道沿途、宜林地带和近城道旁遍栽杨树、柳树和沙枣树，名曰道柳，后人称之为“左公柳”。追随左宗棠的杨昌浚曾赋诗称颂这一壮举：“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2.
今古河山无定据，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
从前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纳兰性德《蝶恋花·出塞》
纳兰性德这首边塞词写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八月奉命出塞远赴梭龙途中，词中侧面反映了清朝对于马牛等动物资源给予的特殊保护。古今江山兴亡无定数，眼前战角声声，滚滚战马驰骋来去，满目荒凉，只有火红的枫叶在萧瑟秋风中飘摇，似乎在诉说着无穷的幽怨。金戈铁马之地，昭君墓在路旁，英雄、美人都在这一往情深之中，犹如深山夕阳，深秋烟雨。毛泽东评价此词“看出兴亡”。
清代在入关之前即颁布过保护动物的法令，《清太宗实录》记载，天聪初年（1626年），皇太极从保护农业生产力出发，严禁宰杀牲畜：“马骡以备驰驱，牛驴以资负载，羊豕牲畜以供食用，各有所宜，非可任性宰杀也。嗣后自宫中暨诸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筵宴及殡葬，市卖所用牛、马、骡、驴永行禁止。……至于诸贝勒大臣有牧牛多者，亦须节用，毋得妄杀。自宫中及诸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筵宴及殡葬、市卖，止许用羊、豕及鸡、鹅、鸭等物。”此后的《崇德会典》中对这一禁令表述更为详尽。
《大清律例·兵律·厩牧》中沿袭了明代对于违法宰杀牛马等动物的规定，并更详细。“宰杀马牛”条规定：“凡宰杀自己马、牛者，杖一百；驼、骡、驴，杖八十。”“若故杀他人马、牛者，杖七十，徒一年半；驼、骡、驴，杖一百。”有屠宰证的屠户也不得随意宰杀。耕牛对于农业生产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法律保护措施更为详细：“凡宰杀耕牛，私开圈店，及贩卖与宰杀之人，初犯，俱枷号两个月，杖一百。若计只重于本罪者，照盗牛例治罪，免刺，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再犯，发附近……”
清朝对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措施，主要体现在皇帝颁布的诏书和禁令之中：“顺治四年（1647年），冬十月壬辰，以广东采珠病民，罢之。”“顺治八年（1651年）冬十月，免五三大节进珠、貂……”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下诏“免去林贡鹰”。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谕粤海关官员贡毋进珍珠等物”。
《清实录》载，雍正十二年（1734年），雍正发现进贡象牙制品日盛，对于滥杀大象而取得象牙，颇有感慨，因此谕旨：“朕与一切器具，但取朴素实用，不尚华丽工巧，屡降谕旨甚明。从前广东曾进象牙席，朕甚不取，以为不过偶然之进献，未降谕旨切戒，今者献者日多，大非朕意。夫以象牙编织为器，或如团扇之类，具体尚小。今制为座席，则取材甚多，倍费人工，开奢靡之端矣。传谕广东督抚，若广东工匠为此，则禁其勿得再制。若从海洋而来，从此摒弃勿买……”象牙禁令对于保护野生大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
山郡逢春复乍晴，陂塘分出几泉清？郭边万户皆临水，雪后千峰半入城。
——王士祯《初春济南作》
王士祯的诗洒脱自然、意蕴清悠，其尤工七绝。此诗创作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描写山东济南初春之景，突出泉城“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美好风光。
清朝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漕运需求，耕地开垦，对水利的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清史稿·河渠四》记载：“清代轸恤民艰，亟修水政，黄、淮、运、永定诸河、海塘而外，举凡直省水利，亦皆经营不遗馀力，其事可备列焉。”顺治十一年（1654年）下诏：“东南财赋之地，素称沃壤。近年水旱为灾，民生重困，皆因水利失修，致误农工。该督抚责成地方官悉心讲求，疏通水道，修筑堤防，以时蓄泄，俾水旱无虞，民安乐利。”
为了管理河渠，清代还设置“渠长”——类似现在的“河长制”来管理水渠。
清初漕运法大体承袭明制，但在具体做法上，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许多修改，形成具有清代社会特点的漕政经济法规。关于漕船建造，为保障安全及河道航运能力，设定标准，康熙十七年（1678年）议准：“漕船载米不得过四百石，入水不得过六捺，空船不得过四捺。”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改定漕船式样，“船身长七丈一尺，宽一丈四尺四寸，载重量五百六十石”，康熙令“各省遵照新式”，“一律成造”。漕船使用期限为十年，若十年内无特殊原因而朽坏，或“失风漂没火毁无存者”，则乘驾漕船之运军水手“照造船料价银数分别年分追赔”。为保证运河畅通，还特设了河道总督，负责运河及相关水系河道的疏通、闸坝的建造维修等。为保证漕船正常航行，特别制定漕运季节河道通告规则，严禁兵船、贵族官僚家船恃强闯闸，阻塞航道。
4.
小车轧轧黄尘下，云是西山采煤者。天寒日暮采不休，面目黧黑泥没踝。南人用薪劳担肩，北人用煤煤更难。长安城中几万户，朱门金盘酒肉腐，吁嗟谁怜采煤苦。
——王鸣盛《采煤叹》
清代著名的史学家、经学家王鸣盛这首诗通俗易懂，描写了采煤工人辛苦，煤窑设施简陋，矿工的生命时刻处在各种危险的威胁之中，其苦况难以尽述。
我国采煤的历史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在北京地区，最迟在辽代已有煤矿，并把煤作为燃料。房山区的《木岩寺碑记》，记载该寺创立于梁武帝天监二年（503年），重修于辽天庆元年（1111年），碑记中有“取煤于穴”之说。清代对于采矿业，政策多变，时开时禁，对环境的破坏和影响并无考虑。据《清史稿》“食货五·矿政”记载：“矿政，清初鉴于明代竞言矿利，中使四出，暴敛病民，于是听民采取，输税于官，皆有常率。若有碍禁山风水，民田庐墓，及聚众扰民，或岁歉谷踊，辄用封禁。”围绕开矿是否会“有碍风水”“聚众扰民”等来定封禁。
《大清律例》中没有关于矿业的律条，仅在《户律·盗卖田宅》附例规定：“西山一带，密迩京师地方，如有官豪势要之家，私自开窑卖煤、凿山卖石、立厂烧灰者，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干碍内外官员，参奏提问。”其基本精神仍是禁止开矿。乾隆年间，逐渐开放矿禁，加强管制，以增加税收，但也并未提出环境保护要求。《大清律例·刑律·贼盗中》“盗田野谷麦”条附例中规定：“凡盗掘金、银、铜、锡、水银等矿砂，每金砂一斤，折银二钱五分；银矿一斤，折银五分；铜、锡、水银等砂一斤，折银一分二厘五毫，俱计赃准窃盗论。”还规定：“在新疆地方偷挖金砂，无论人数多寡，为首枷号三个月，实发云贵两广极边充军；为从枷号三个月，解回内地，杖一百、徒三年。”
清代后期开采的矿产资源种类越来越多，规模日益扩大，并且出现了外国势力的介入，于是开始设置专门机构，制定章程，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的管理，也逐步认识到采矿可能破坏山体引发水土流失、泥石流等灾害。为了保护山体及矿产资源，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诏设矿务铁路总局于京师，以王文韶、张荫桓主之，奏定章程二十二批准，乃为允行之据。准华商办矿，假贷洋款，华洋合股，设立公司”。出台了《矿务铁路公共章程二十二条》，强调为避免破坏当地的风水激化矿区周围的群体矛盾，规定开矿选址应该避开当地居民陵寝、坟墓等，有利于矿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如：“至公司买地，遇有庐墓所在，务当设法绕越，以顺民情而免争执，不得勉强抑勒。”
1902年，清政府外务部出台了《矿务章程十九条》，不再“路矿合一”，而是对矿务单独立法。在处理矿厂开办与当地坟墓问题上，提出了绕开陵寝办矿设厂的主张。“采验矿苗，应须打钻掘井，遇有田舍坟墓所在，务须绕越，如实在无法绕越，应明业主由公司给资费以便迁移。”1904年，英国“头等矿师”布鲁特将他所编辑的矿务条例转呈给张之洞，张之洞派人加以修改完善，形成《光绪矿律五十九款》，明确规定禁止在矿区周围滥伐森林以保护矿区周围的水利灌溉设备，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完善形成了《大清矿务章程》。至此，清朝的矿业立法才开始确立对矿区环保的关注。这是清末规定得最为全面的矿山环保条款，只是在清朝没有施行，后在民国初期才得到参考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