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在西晋陈寿《三国志》所述史事的基础上，经历代民间评话艺人演绎加工，最终由元末罗贯中整合创作而成的历史演义小说。其中，二者在正统叙事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是极具学术价值的讨论议题。《三国志》作为官修正史，以建立统一政权为基准，基于西晋承曹魏基业、三国终归于晋的史实，确立了魏、晋一脉相承的正统法理地位。而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改换叙事立场，将蜀汉塑造为承载汉统与道义的双重象征。这一立场差异，蕴藏着罗贯中对政统与道统、秩序与仁心的深层思考。

　　以蜀汉为正朔的观念并非《三国演义》首创，早在东晋时期，史学家习凿齿便在《汉晋春秋》中提出“越魏继汉”“晋承汉统”的正统观。他认为蜀汉是汉正统的延续，西晋的法统应当承续蜀汉，而非篡汉而立的曹魏。自隋唐至宋元，文人诗文、民间三国故事、传说与戏曲创作等，大多奉蜀汉为正朔，宣扬蜀汉君臣的正面形象。如唐代杜甫《蜀相》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宋代陆游《书愤》中“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都是站在蜀汉立场创作而成的，饱含对诸葛亮忠义品格的推崇与惋惜。罗贯中继承了这条历史脉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发展。《三国演义》中蜀汉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不仅缘于对东汉的继承，更缘于蜀汉君主与群臣的忠义品格。

　　蜀汉的忠义，首先体现在君主刘备身上。在儒家伦理体系中，尽心尽责为忠，守道秉德为义。所谓忠义，并不仅限于臣子对君主的忠心耿耿，更包含统治者对国家和人民的尽心竭力。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大军南下，兵锋直指荆州，荆州牧刘琮暗中归降曹操。刘备从樊城率军撤离时，荆襄百姓畏惧曹军杀伐屠戮，自发跟随刘备，刘备不忍弃之，于是携民渡江。随行民众多达十余万，导致队伍行进缓慢，麾下诸将纷纷劝刘备弃民而去、轻装前进，刘备却坚定地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需要说明的是，刘备“携民渡江”并非小说家言，而是《三国志》中明确记载的史事。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演绎刘备“携民渡江”史事时，进行了艺术加工：“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玄德于船上望见，大恸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闻者莫不痛哭。”刘备在曹操大军紧逼的危机下不肯弃百姓而去，体现了对百姓的仁心和大义，这一情节与孟子所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形成跨越数百年的呼应。孟子亦有言：“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刘备“携民渡江”的举动，深刻诠释了统治者对百姓的“不忍人之心”，《三国演义》中亦有诗文称赞：“至今凭吊襄江口，父老犹然忆使君。”

　　在罗贯中笔下，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尤具深意。诸葛亮平定南中叛乱时，不以杀戮立威，而以信义收揽人心。他第七次擒获孟获后，孟获由衷叹服：“吾虽化外之人，颇知礼义，直如此无羞耻也。”随即向诸葛亮谢罪，承诺“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得民心者得天下，诸葛亮的“服民”之道，正是通过仁义之举赢得民心。在此语境下，统治者对百姓的“义”，已超越简单的道德要求，成为治国安邦的根本。

　　罗贯中身处元末乱世，怀有辅佐贤君成就王道的理想。《三国演义》的书写绝非简单的历史故事演绎，而是寄寓着罗贯中对理想政治秩序、对儒家“王道”的追寻。他以蜀汉为镜像，勾勒出儒家伦理下的理想社会图景：君主仁德爱民，臣子忠贞守义，上下以礼法相维，足见其对重建儒家伦理、恢复社会秩序的深切渴望。

　　蜀汉虽未一统天下，但那些跨越千年的忠义故事，依然可以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滋养——唯有将制度理性与道德理想相结合，将法治约束与人文关怀相融合，方能构建真正长治久安的社会秩序。这或许正是文学经典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作者李德嘉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