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正是读书时。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后的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本报记者与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广受读者喜爱的文化学者、全国政协委员蒙曼展开一场关于阅读的深度对话。从国家立法的深意到AI时代阅读经典的价值，从浩瀚书海中的择书之道到新媒体冲击下的阅读生态，从阅读对司法工作者的滋养到个人将阅读融入生活的方法……蒙曼以其一贯的睿智、温润与开阔，分享了她的见解。在她看来，阅读的终极快乐，在于让个人的视野与心胸如芳草蔓延，直抵天际。

　　阅读

　　文明的根系与枝叶

　　记者：国家以立法形式促进阅读，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全民阅读活动周”的设立对我们每个人及社会整体而言，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蒙曼：以立法形式促进阅读，彰显了国家对阅读的高度重视。国家为何如此重视阅读？首先源于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拥有悠久而珍贵的文明，这份文明主要是通过文字记载和阅读来传递和延续的。同时，我国始终是一个具有开放胸怀的国家。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丰富，源于我们始终坚持汲取其他文明中的优秀成果，而阅读正是实现这种汲取的重要方式。

　　当前，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每一位公民展现自己的风采、贡献自己的力量。“腹有诗书气自华”，塑造新一代公民的精神面貌、涵养新的民族气质，离不开丰沛的知识储备、正确的价值观、更高的审美能力和充实的精神世界。这些，都与阅读息息相关。所以，立法不仅体现了对历史与文明的尊重，也是对当下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的回应，更是对国家与民族未来发展的深远考量。

　　对于每一位公民来说，这项立法意味着阅读不仅是法律所保障的一项权利，也正在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责任。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或许能对“为什么读书”形成更强的认同感，也期待随着条例的实施，有更多优质读物走进大众视野，让大家有更多阅读选择，进而激发全社会的阅读热情。

　　记者：您常说《论语》《唐诗三百首》“常读常新”，但在AI可以即问即答、信息碎片化的时代，阅读经典是否依然不可替代？

　　蒙曼：是的。若我们问AI：“《论语》第一句是什么”，它会告诉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但这只是AI知道，并不代表你知道。只有自己去读、去体会，把这样的内容记在心里、化入言行，才会发现自己真的不一样了——因为你开始真正理解并认同这些话。

　　为什么《论语》开篇讲的是这三句话？它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该建立怎样的道德体系、该追求怎样的人生价值，却从“学习”“交友”和“不被理解时的态度”这样平实的事情说起，背后其实蕴藏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

　　比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一种开阔的胸怀。中华文明自古就是在交流融合中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往来，最终缔造了大一统的文化认同。而“学而时习之”，则强调的是知识的积累与传承。我们的农耕文明中，蕴含着宝贵的生活智慧、学问技能，这正是一代代人通过阅读前人的著作而传递下来的。

　　至于“人不知而不愠”，在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我们有时觉得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存在信息与理解的壁垒。比如，我觉得“一江春水向东流”，你却说“山山皆北向，条条南流水”，难道谁错了吗？谁都没错，只是所处的位置不同罢了。你住在长江边，我住在怒江边，我在怒江边看见条条南流水，你在长江边看到一江春水向东流。所以，当你我意见不一致时，我们不妨坐下来，坦诚沟通，这就是“君子和而不同”的智慧。人与人相处如此，国与国交往亦然。

　　所以，阅读关乎人的成长与塑造。AI可以告诉我们字句，却不能代替我们思考、体会与实践。是我们要成为君子，而不是AI，我们要亲自去做那个“学而时习之”“不亦君子乎”的人。

　　记者：面对浩如烟海的书籍，该如何甄选“好书”？

　　蒙曼：我认为有两个途径：一是选择传世经典。什么是经典？经典是经过一代又一代人阅读、筛选，最终留存下来的瑰宝。它们能够跨越时间的长河流传至今，本身就证明了其价值。比如《论语》历经两千多年，《红楼梦》传世两百余年，这背后必然有深厚的道理。历史如大浪淘沙，那些被淘去的书里或许也有珍珠，但整体而言，能历经岁月洗礼而愈发闪光的，必是经过了最严苛检验的精华。

　　还有一个途径，就是关注和利用当下优质的图书推荐。每逢重要的阅读推广节日，各大媒体、出版机构、书店等都会推出各种“好书榜”或推荐书单。如果想找到一个既省力又可靠的选择，不妨做一个简单的“交叉比对”：把几家你信赖的权威榜单放在一起，看看有哪些书是它们共同推荐的。

　　记者：听书、视频解读这种新媒体的阅读方式现在比较流行。您曾经为“听书”正名，而且也说到纸质书具有不可替代性。在您看来，理想的阅读生态应是怎样的？

　　蒙曼：听书也好，视频解读也罢，已成为人们获取知识、信息，培树价值观的重要途径，这个当然好。

　　阅读形式的演进，本质上是为了让知识的传播更加普惠。最早，知识被刻写在竹简、木牍上，能够制作和接触到的人非常有限。后来，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大大降低了知识获取的门槛，让更多人得以接受精神的滋养。到了今天，声音和影像媒介的加入，进一步拓宽了通往知识与理解的路径。

　　比如，对于视力障碍者，“听”让他们得以平等地走进书本的世界；而对于一些识字有限，却对脚下土地充满感情的人，一段关于家乡历史的短视频，可能瞬间就打通了时空的关联。我曾在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录过一个视频，我站在那里讲“这是京张铁路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后来的京包铁路的重要节点，连接着古老的防御体系，是北京能够成为都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对住在南口的人来说，一下子就知道了，原来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曾经承载着这么厚重的历史，当然也是好的。

　　其实，不要试图以一种生态取代另一种生态，最重要的是“并存”，让每一种形式都在适合的场景中发挥作用。当我们通勤、运动或做家务时，听书是一种高效的选择；当我们想初步了解一个领域，视频的直观可能更友好；而当我们想要沉潜下来，深度思考、反复品味时，纸质书所带来的那种专注、安定与温暖的触感，依然是无可替代的。

　　理想的阅读生态，应该如同一个花园，百花齐放，各美其美。只有允许多种形态共生共存，才能迎来那个真正富有生机的、“万紫千红总是春”的知识图景。

　　明镜高悬

　　在卷帙与人心之间照见法理

　　记者：检察官办案既要恪守法律条文，也需洞察人性和社会理性。阅读能为司法工作者带来怎样的独特视角和智慧？

　　蒙曼：司法工作者肩负着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重要使命，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们界定善恶边界，从而惩恶扬善。但这有一个重要前提：我们内心必须真正懂得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可能有人会说，法律条文不是已经明确摆在那里了吗？但事实上，法律条文往往无法涵盖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具体矛盾。真实的人间百态，远比法律文本所描述的更为复杂、更为生动。因此，在依法裁断的同时，司法工作者能够洞察人心、体察人情，在内心形成对善恶更深的理解与衡量，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一点，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有着深厚的渊源。

　　中华法系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缘情制理，以理入法”。也就是说，法律在制定与适用时，始终重视对人情的体察与对事理的通达。宋代判词汇编《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就记载了不少体现这种理念的判例。

　　有一则判例涉及“严男女之大防”的传统礼法。依照旧俗，未婚男女不能相见，更不允许私定终身。但现实中，总有年轻人因机缘相识，彼此钟情。一位书生就因私下约会一位小姐，被发现后送交官府。若严格按礼法处置，后果可能很严重。审案官员却没有立即下判，而是让书生陈述原委。书生写了一篇文章，大致表达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倾慕之心。审案官员了解情况后，见二人确是真心相悦，便认为与其用礼法拆散他们，不如成人之美，于是判决准许他们成婚。

　　这个判决，正是“缘情制理”的体现——依据人情来明了事理，再将这份通达的“理”融入法律的执行中。我想，如果今天的司法工作者能多读一些这样带着人文温度、充满智慧的历史记载，内心或许能积淀更丰富的情感储备与人性理解。在面对具体案件时，这份积淀就能转化为更圆融的裁量智慧、更温暖的司法表达。这无论对司法工作者个人，还是对每一个受到裁判影响的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记者：如果请您为检察官群体推荐一个延伸阅读的书单，首先会想到哪些书？

　　蒙曼：我推荐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它系统阐述了我国传统立法的根本依据，传统的法律思维是如何与中国社会结构、伦理文化深深结合的，从而揭示了中华法系的内在特点与精神内核。尽管这本书聚焦古代社会，但今天的社会是从历史中一步步走来的，“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中国社会还是中国社会”，理解其文化根基，工作会更有深度。厘清传统的法理脉络，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层逻辑具有重要价值，也能启发我们思考法律在现实中如何平衡“情”“理”“法”。除了理解法理，司法工作也离不开对人心的洞察。中国古人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探讨人心需要精微的体察。

　　如果司法工作者有志于更深入地理解人性，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推荐《红楼梦》。《红楼梦》的故事背景看似并不宏大，它的叙事核心集中在贾府内。表面上是描绘小儿女的情愫与日常，但其内核所承载的，是中国文化中一些最本质的命题：这些人物为什么终究走向各自的悲剧？偌大的贾府为何会“忽喇喇似大厦倾”？这并非偶然，其背后是深刻的文化逻辑、复杂的情理冲突与社会结构的必然。可以说，《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塑造人物最丰沛、刻画情感最细腻的一部作品。如果读懂了《红楼梦》，在相当程度上，也就读懂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情世故与精神世界。

　　记者：检察机关不仅是司法机关，也是法治文化的建设者、传播者，您认为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哪些创新的形式来推广阅读，从而更加有效地参与社会治理，提升公众法治素养？

　　蒙曼：我们身处一个法治社会，法律条文越来越细致完善。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知道，但其实可能陷入认识局限——只看到表面，未能理解法条背后的逻辑与深意。因此，生动而有效的普法工作必不可少。

　　在普法方面，我们有非常成功的例子。比如20世纪50年代以戏剧形式传播的作品《刘巧儿》，巧儿自己找婆家，让“婚姻自由”的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是对婚姻法一次极其生动的宣传。再如电影《第二十条》，让公众清晰认识到“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适用情境及其背后的价值衡量，引发全社会的广泛讨论和深入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优秀的普法作品，意义远不止于让观众看一场电影或听一出戏。它们更重要的作用在于激发公众主动探索、深入阅读的兴趣。很多人会因看了《刘巧儿》而去了解婚姻制度的变迁，会因《第二十条》去研究正当防卫条款的沿革、中外法律实践的异同等。一部好作品就像一个入口，能自然引导人们走向更系统的法律阅读与思考。

　　所以，这是一种效果更深远的推广——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引发关切，进而推动深度阅读和学习，让法律知识从条文走向生活，从被动接收变为主动探寻。

　　寸草春晖

　　从片刻光阴到心灵的无垠原野

　　记者：在您的成长和学术生涯中，有没有哪本书或者是哪位作者曾经如同灯塔般照亮您的某个迷茫时刻？

　　蒙曼：作为一个在北方小县城成长起来的孩子，我最初的视野是有限的，我读《安徒生童话》，“在海的深处，水是那么的蓝，蓝得像矢车菊的花瓣，它又是那么的清，能够一眼望到海底……”你知道吗，那样的一种打开，是最激动人心的打开。其实，每读一本书，我都觉得自己被“点亮”一次。当然，我那时候最大的好处是不需要刻意选择，因为能得到的书基本上都是经典，那时也没有条件出版这么多的书，所以我看了一本又一本的经典，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近代的，然后你会发现，内心世界不断被打开、不断被照亮。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顺理成章地度过了求学生涯、工作生涯，好像也没有哪个时期特别迷茫过，始终觉得自己的心灵是丰盈的。

　　如果你在读书的过程中，觉得自己在逐渐地成长，更温柔、更善良、更有洞察力、更有表达力，那么，你就读对书了。

　　记者：现在有些年轻人，感叹想读书但没有时间。想请教您，有没有办法把阅读自然而然地编织到忙碌的日常中？

　　蒙曼：我觉得一个最可行的办法，就是每天空出一段时间，不要太多，十分钟，每个人都是有的。

　　十分钟能做什么呢？十分钟足够读完几页书，甚至背下两首短诗。关键不在于一开始读多少，而在于让阅读自然地发生。

　　当真正从阅读中体会到乐趣、产生自己的感悟，就会从内心产生一种主动延长阅读时间的愿望。比如，第一天或许需要“强迫”自己读十分钟，只读一首小诗。第二天、第三天继续坚持，慢慢地，你会觉得“这诗真好，我为什么不多读一会儿？”这时，阅读就从任务变成了需要，你可能会自发地从十分钟延长到十一分钟、十二分钟……

　　当然，保持可持续的节奏更重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最可贵的是迈出第一步并坚持下去。只要这个小小的习惯扎下根，哪怕每天只读十分钟，日积月累，收获也会远远超出想象。

　　记者：最后，请您用一句话向公众发出阅读的邀请。

　　蒙曼：我想，就用那句大家都熟悉的诗吧：“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

　　读书的快乐到底是什么感觉呢？就像你坐在窗前静静读书，不知不觉间，窗前已悄然绿意盎然、芳草茵茵。那种蓬勃的生机，让你觉得自己的心仿佛也被春风吹拂，一点一点地舒展开来。起初只是一抹绿意、几株小草，渐渐地，你会发现眼前已是芳草连天、无垠无尽。你的目光随之望向天际，你的胸怀也跟着宽广如天地。这时候，你便真正体会到：读书，真的是一件快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