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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AI可以即问即答,人类还需要阅读吗?
· 慢下来,给深阅读保留一方“不被算法打扰”的空间
· 从“坐堂办案”到“田间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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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4-20 上一期   下一期
多位代表委员共话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
当AI可以即问即答,人类还需要阅读吗?
本报首席记者 谢文英

  杨朝明代表

  陈天竺代表

  魏新委员

  刘忠斌代表

  顾青委员

  人们在国家图书馆里沉浸书香。 本报首席记者谢文英摄

  如果AI可以即问即答,迅速回应你的所有疑问,你是否还会打开一本书,沉浸其中?这个看似属于个人的选择,如今已成为一个社会性命题。4月20日,随着《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下称《条例》)施行后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的启动,面对本报记者的采访,文化圈中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给出了答案——它并非关于放弃,而是关于更重要的开始。

  AI可以学习世界,却无法走过人生

  “我们的编辑在选稿时,时常会被一个细节、一句朴实却充满力量的话语击中,瞬间热泪盈眶。这种基于共同生命体验的‘共情’,是冷冰冰的算法永远无法企及的。”全国人大代表、《读者》杂志社总编辑陈天竺对记者说。她给记者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次,编辑收到一位山区老师的来信。来信说,班上有个沉默寡言的孩子,读完《读者》的一篇关于失败的文章后,在周记里写道:“原来失败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路的起点。我不怕了。”AI可以生成无数篇关于挫折教育的文字,但那一刻,是那篇由真人书写、带着生命体温的文章,像一束光照进了这个孩子封闭的内心。

  这件事让陈天竺强烈感受到,AI可以生成逻辑严谨的文本,但终究无法体会一个好故事中“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心灵震撼;AI可以快速处理海量的信息,却替代不了阅读所带来的“豁然开朗”的顿悟与“心有戚戚焉”的共鸣。

  全国政协委员、文化学者、山东省全民阅读大使魏新,曾把自己的作品输入给AI,然后让AI模仿着创作。

  “如果当成一篇中学生作文的话,可以打个高分,但它绝非真正的创作。”魏新评价这篇AI作品说,“我的创作原则是,别人怎么写,我就不怎么写。但AI恰恰相反,它在海量的大数据里学习别人怎么写,然后也怎么写。它可以超越80%的普通写作者,却永远无法拥有创作者所具备的独特个性与人生体验。”

  魏新把阅读过程比作“输入数据”的过程,他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AI的文本会越来越“像样”,但在文学创作的核心领域——对人类复杂情感与独特存在的表达上,AI无法取代人。

  “在文学创作、文化传播和教育领域,过度依赖AI是危险的。”全国政协委员,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凭借三十余年的出版经验对此深感忧虑。他指出,AI强大的即问即答能力,正悄然侵蚀着青少年独立思考的土壤。而真正的人才绝非凭空产生,其成长必须根植从一线实践中积累的、包括无数试错在内的完整阅历。

  “AI汇集的全球知识库及其便捷性虽是卖点,但其提供的信息往往不够准确,这仅是表层风险。”顾青强调,“更深层的危机在于,如果我们放任对即问即答的依赖,就等于抽掉了人才成长的阶梯。人才的养成是一个金字塔式的过程,需要从最基础的实践做起,在解决真实、复杂问题的过程中犯错、反思、提升。倘若这一切思考与磨炼都被AI代劳,那么未来的顶尖人才从何而来?民族的创造性根基又该如何维系?”

  深度阅读,将信息转化为智慧

  “‘两脚书橱’是古人对书呆子的比喻。”顾青指出,在AI能瞬间吞吐海量信息的时代,如果我们只满足于“知道”,而不去“思考”“判断”“创造”,和一台只能接收指令的机器又有什么本质区别?深度阅读,正是在知识与应用之间架起的桥梁。

  2025年发布的第二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近八成的人通过手机阅读,近四成的人会“听书”。“电子阅读这件事我并不反对,但是在我看来,真正的阅读,高质量的阅读,不应该通过听书,或者通过网络阅读等碎片化阅读来实现。真正的阅读应该是读纸质书。”顾青说,商务印书馆的阅读理念提倡深度阅读,认认真真地读纸质书,读经典书,读整本书,带着问题阅读、反复阅读。这是一个主动的、内化的过程,而非被动的信息接收。“全民阅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自己读,而不是别人替你读。”他强调,商务印书馆坚持推广纸质书阅读,正是为了捍卫这种不可替代的“过程”。

  这一“过程”的本质,是解决“知其所以然”的根本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杨朝明提出:“AI的即问即答仅仅解决了知其然,而深度阅读的核心价值,恰恰在于解决知其所以然。”他认为,深度阅读是建构个人知识体系的有机过程,是将零散信息融会贯通、形成智慧的土壤。“一个人的成长需要不断积累,这种积累不是结论的叠加,而是思考过程的连接。”杨朝明说。

  面对知识的海洋,选择读什么至关重要。杨朝明引用庄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智慧,阐明全民阅读的意义在于“读好书,读最该读的书”。他强调以“四书五经”、《老子》、《庄子》等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核心典籍,是民族的“精神基因库”,承载着塑造共同价值观的密码。“在人工智能时代,阅读的终极意义不在于对抗技术,而在于坚守人之为人的本质。”他说,《条例》的施行,正是为这种文明的传承与精神的奠基,筑牢一道法治的堤坝。

  在AI时代,传统的知识殿堂——图书馆将扮演何种角色?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图书馆研究馆员刘忠斌给出了清晰的答案:成为帮助读者将知识转化为能力的枢纽。

  刘忠斌指出,AI可以推荐图书,却无法在阅读分享会上与读者产生思想共鸣;可以提供答案,却无法理解提问背后的情感需求。这种人与人的连接、文化与情感的滋养,正是公共图书馆区别于AI技术平台的显著特征。面对大模型可能存在的知识碎片化与“幻觉”风险,图书馆凭借其体系化的知识组织、专业化的资源筛选与可信的馆藏保障,在消除信息鸿沟与AI鸿沟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专业价值。

  “图书馆应通过理念重构、技术落地、服务升级、生态重塑实现转型。”刘忠斌以其从事的参考咨询业务为例介绍说,比如24小时在线的AI馆员,能够承接大量常规性、重复性的咨询工作,使得馆员得以从繁杂事务中解放出来,专注于更具创造性的高阶知识服务。当读者在馆员的帮助下,学会了如何甄别AI“幻觉”,如何将海量信息整合成自己的观点,并最终作出独立的判断时,“信息”便转化为了“智慧”。

  涵养书香中国,法治如何保障“全民阅读”

  “全民阅读,核心在‘全民’,关键在‘普惠’。”刘忠斌长期关注阅读资源分布不均问题。他注意到,尽管公共图书馆建设持续完善,但优质资源向基层下沉的通道仍不够畅通。为此,他建议推动新建居民住宅区配套建设阅读设施,把优质有声书、电子盲文送到农村和特殊群体手中,让阅读资源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至百姓日常生活。

  魏新在调研中发现,基层仍面临资源匮乏、儿童阅读引导不足等现实问题。他建议参照家电补贴的力度推出全民阅读消费补贴,重点向县域、乡村等基层地区倾斜,降低大众阅读成本,激发阅读兴趣;充分借力AI等新技术创新推广形式,营造沉浸式阅读氛围。同时,他建议相关部门持续深入基层调研,推动资源下沉,让书香覆盖更多角落。

  《条例》明确要求“提高出版质量,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出版物”,顾青表示,这与商务印书馆的百年使命天然契合。为此,商务印书馆确立每月8日为“全民阅读推广日”。不久前,商务印书馆聚焦新推出的《汉语成语大词典》,邀请语言专家、资深教师与资深编辑进行深度解读,让读者充分理解图书价值,推动阅读从数量向内涵转变。他说,《条例》的出台让这份使命有了法律依据,也促使商务印书馆在阅读推广上做得更细、更实。

  杨朝明强调,阅读的“质”远比“量”重要。他建议打造数字化经典阅读平台,在公共文化空间引入AI智能导读、VR沉浸式阅读等场景,让经典“活”起来;同时搭建城市智慧阅读平台,整合电子书、有声书等资源,实现一键借阅、云端共享,缩小数字鸿沟。

  《条例》明确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体制机制。陈天竺指出,此前她提出的加大西部公共文化空间扶持力度建议已被纳入《条例》,成为保障城乡阅读均衡发展的法定职责。针对AI技术带来的版权问题,她认为有必要加快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问题进行专门立法,明确AI在什么范围内可以合法使用出版物,在什么情况下构成侵权,为原创内容筑牢法治防线。

  今年全国两会上,陈天竺提交了推动设立“阅读指导师”国家职业资格认证的建议。她说:“我希望搭建一支懂书籍、懂心理、懂策划的专业队伍,分级分类走进校园、图书馆、社区和乡村,破解阅读引导缺位难题,让《条例》更好地从纸上落到地上,走进群众生活。”

  当阅读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一种文化自觉,我们终将看见:一本好书能跨越山海,抵达偏远乡村的角落;一次阅读能点燃童心,让乡村孩子与城市少年共享思想的星光。这或许就是《条例》最深远的意义——它不仅保障公民“阅读”的权利,更在培育一个民族“思考”的根基、“创造”的土壤与“向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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