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给人的感觉是理性的，法言法语给人的感觉是冰冷的；而文学是感性的，或温暖人的心灵，或让人泪流满面。这样看来，法律与文学似乎是“冰与火”的两个极端。但法律毕竟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如果法律脱离了“人情味”，脱离了“人间烟火”，脱离了感性与温暖，则可能产生机械司法的情况。法律人的理性一旦走向极端，就容易情感麻木，丧失同理心和同情心，可能导致司法判断背离朴素正义。因此，法律的冰冷需要文学的感性来“稀释”和“中和”，法律人的理性需要文学的感性滋养。小说与散文是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题材，有两部文学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部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一部是余华的《活着》。

　　《文化苦旅》的特点之一是人文关怀，即对人类文化的关照，对人类文脉传统和生命底蕴的追问。这种人文关怀亦是法律人所需要的。《文化苦旅》中有一段话让我印象颇深：“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这句追问放在刑法学领域同样发人深省。刑法作为一门规范社会秩序、惩戒违法犯罪的学问，其终极目的并非单纯的“惩戒”，而是“育人”“救人”，是通过规范行为、彰显正义，守护每个个体的生命尊严与人身权利。刑法之要在于刑罚，但刑罚的本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非冰冷的制裁；它直面个体命运，关乎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更需要跳出纯粹的逻辑推演，怀揣对人的敬畏与关怀。刑法理论不是也不应该是不食人间烟火、高高在上的，而应扎根于芸芸众生，接上生活地气。

　　《活着》描绘了小人物福贵坎坷悲凉的一生，既让人扼腕悲愤，更令人心生悲悯。无论多么理性的法律人，在阅读《活着》时，也难免会为之动“情”。而这份共情，恰恰是法律人办案不可或缺的素养。唯有心怀对他人命运的动容，才能真正做到“办的不是案件，而是别人的人生”。美国著名法学家约翰·H·威格摩尔曾说：“律师必须知道人类本性，必须处理其内容与动机。这些他都不能从身边找到……他必须学习小说，小说是生命肖像的画廊。”对于法律人而言，洞察人性是必备素养，而品读文学作品、体味世间人情百态，正是洞悉人性的有效路径之一。

　　文学赋予法律人的，不仅仅是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文学能让案件事实的叙述脉络更清晰，让法律语言的表达更接地气。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说，不少起诉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在描述案件事实、使用论证语言上仍有欠缺。许多法律人在案件汇报、法庭辩论时，总是说不清案件事实，讲不明白争议焦点，究其根本，就是不擅长“讲故事”。初入职场的年轻法律人，文字功底薄弱的问题尤为普遍：汇报案件不善于“讲故事”，撰写文书有时语句不通。而改进这种状况的有效方式之一，便是多读小说与散文。小说之美在于故事精彩，散文之美在于语言精美，论文之美在于逻辑严密。对应到司法实践中，将案件事实清晰呈现、把判决文书语言打磨得规范精准，是提升司法公信力、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支撑。

　　余华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活着》是一个伟大的故事，《活着》的语言非常值得法律人学习。余华曾经开玩笑说，《活着》的语言之所以简洁流畅，是因为他识字不多。这虽是玩笑话，但恰恰说明了《活着》的语言朴实简洁，不晦涩、不执拗，能以最直白的方式触碰人性深处。《文化苦旅》的语言优美，辞藻甚至堪称华丽，读来如沐春风。这样的文学著作，对法律人提升讲故事和写文书的能力具有重要价值。笔者在写作《实践刑法学（总论）》的过程中，始终秉持“讲人话，解难题”的原则，在语言上讲究接地气，在法理的阐述上讲究人情味，某种程度上，正是受到《活着》对人性的直白呈现、《文化苦旅》对人文的深刻坚守的影响。

　　我国台湾地区著名刑法学者林东茂教授说：“法律与文学似乎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法律向外追求，文学向内探索，各有关照重心，如果单一接触法律这个学门，生命状态终将不自觉地僵硬，所以法律人也需要向内探索。”对此，我深有感触。法律人需要向内探索，这样有利于避免机械司法，防止专业判断与朴素正义渐行渐远。当然，文学的感性是对法律理性的补充而非替代，法律人唯有坚守理性底线、汲取文学感性滋养，才能既守住法律的公正，又传递司法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