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太平年》剧照

　　无论是场景复原、服饰妆造，还是宏大叙事、人物台词，近期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大型历史题材电视剧《太平年》堪称近些年少见的、对历史还原度较高的古装大剧。《太平年》聚焦以往历史剧较少触及的五代十国，开篇即描绘了彰义军节度使张彦泽烹人而食、目无君上的暴戾行径。战马在西北荒原上狂奔嘶鸣，百姓流离失所，一个礼崩乐坏、民不聊生的时代被形象地刻画出来，也是对“太平年”最辛辣的反讽。

　　唐朝覆亡之后，天下分崩离析，从中原的后唐、后晋，到偏隅南方的吴越、北方虎视眈眈的契丹，各方势力在历史的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天子之位更如走马灯般频繁更易。正如剧中因盲目自大而丢失皇位的后晋皇帝石重贵所言：“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你披着甲胄，挎着刀，就是天子，这就是如今的世道，哪儿还有什么是非对错。”汉唐以来所尊崇的儒家“仁义礼智信”在五代十国的刀光剑影中被弃如敝屣，最终强权成了乱世里唯一的“公理”。

　　在旧秩序全面崩塌的五代十国，权力、权威似乎成了重建秩序的必要倚助，剧中诸多情节都印证了这一点。无论是对群龙无首、军纪涣散的旧军队的整肃，还是对战乱中饱受饥荒、四处流亡的百姓的安置，都离不开强权的支撑，有时甚至免不了杀伐果断、重典治乱。如剧中汴梁（今开封，是后梁、后晋、后汉和后周的都城）被围困期间，城中粮草断绝，有饥民争食而斗，郭荣当机立断斩杀带头之人，一旁的钱弘俶（吴越国最后一位君主，为人仁厚，注重民生）心生不忍，直言带头之人只是饥饿难耐，质问郭荣“他犯了哪家的王法”。但客观来看，若不是郭荣以重典治乱，很难在战前维系汴梁城内的基本秩序，更难以抵御外敌。回看剧中所展现的五代十国，彼时任何所谓的典章制度，皆需依附于君主与诸侯的权力，配套的惩戒手段亦是维系这种制度权威的必要方式。但反过来看，剧中的乱世也给出了答案，即仅有强力威慑支撑的规制，绝非真正能安邦安民的良法，更难以形成稳定良好的秩序。从后晋的权力倾轧到吴越的内部纷争，我们在剧中清晰看到，权力肆虐之下，百姓如鱼肉任人宰割，即便是天子大臣、皇亲国戚，也动辄身陷险境、毫无安全保障，这样的乱世，从未有真正的秩序可言。

　　回到《太平年》，即便是在乱世之中，也不能说没有规制章法，只是它们大多被赋予别样的“用途”，成为权力争斗的工具。剧中，钱弘佐在巩固自身地位、排除异己时，便大肆借助内都监署的力量，派出亲信恣意抓捕、严刑审讯，全然无视章法应有的公正。五令公钱元懿追问大郎钱弘俊的案子，钱弘佐冠冕堂皇地答道：案子是内都监署在问，弘俊乃吾之兄长，吾也盼他无事，但那杜昭达的供词之中，多有拥立僭篡之语，弘俊身在其中岂能不问，亲亲之情，岂可置于国法之上。一副铁面无私、法不容情的模样。同样，新登基的石重贵在面见太后时说：圣人便是太后，但请安养宫中，四时所需，一应供奉，若有小人胆敢怠慢太后，三丈刑台，正为斯设。石重贵的话主要是安抚太后，但也透露出他对彼时“刑”的认识，不过是依托强力威慑的惩戒手段，维系自身的权力与既定秩序。

　　相对于权力与章法，这部剧中更值得被珍视，也更让人动容的，是“义”。这里的“义”，首先是忠义、信义，这也是儒家文化极为强调的核心内涵。后晋高祖石敬瑭临终托孤，中书令冯道不畏凶险，甚至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接受了四岁的石重睿，并护其周全，体现的是作为臣子的忠义。内都监署的爪牙们在带走大郎钱弘俊，并要分开关押他的幕僚慎温其时，慎温其坦言道：“使君，请安心去”，表明其忠贞不贰的心迹。果然，在内都监署，慎温其遭到毒刑拷问，但他始终未有任何攀诬虚告之语，体现了他的品行与信义，也保全了钱弘俊。

　　无论是冯道，还是慎温其，之所以受到称颂，是因为他们的忠义与信义在乱世之中太过罕见。正如剧中人所言：在乱世纷扰中，人心沦丧，无忠无义，在胜负面前，世人大多会选择胜，而抛弃义。因为胜利，才有可能存活，而过于理想主义的“义”，只会导致覆亡。芸芸众生，能有几人如冯道、慎温其一般，面对威胁而不惧，身临酷刑而坚守，他们恰非常人。

　　由此，我们能看到“义”的另一面，即正义。法，或者说章法、王法，不仅仅是具有强大威慑力的命令，不应成为权力争斗的工具，它理应秉持制度内在的正义，而不仅仅依赖掌权者的个人品格。这种正义、公道，包括每个人获得其应得之分的实体正义和恪守程序规则的形式正义，而在变革乱世中，后者往往更为重要。如果真正坚守赏当其功、罚当其罪，不凭主观臆断、不施非法酷刑的底线，那慎温其们，就不会频频遭遇酷刑，钱弘俊们也不可能被无辜牵连入罪。

　　正如《太平年》所展现的，乱世之中，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章法，确实需要有权威与强制力作为后盾。但如果抽离章法背后构成其道德基础的“义”，章法就会沦为权力斗争、鱼肉他人的工具，进而让世人失去对其的敬畏与信任。唯有让权威与正义相伴，方能安抚民心、终结纷争，真正达至世人所期盼的太平年。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法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