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劭画像

　　刘劭，字孔才，三国时期曹魏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广平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人，生于东汉建宁年间，卒于曹魏正始年间。汉献帝时入仕，初为广平吏，后历任官太子舍人、秘书郎等；曹魏建立后，先后担任尚书郎、散骑侍郎、陈留太守等职，后授爵关内侯，死后追赠光禄勋。作为三国时期的经学家与律学家，刘劭学问渊博，著述颇丰，目前完整保留下来的有人才评鉴专著《人物志》，另有《都官考课》等部分散篇以及《新律》篇目存世，其人才选拔、官吏考课、法制建设等思想，均清晰体现在这些著述中。

　　重视人才选拔，明确君臣之道

　　刘劭生活于汉末三国时期，当时的东汉王朝已土崩瓦解，地方实力派纷纷割据称王。曹操在提倡法治的同时，继承了两汉以来独尊儒术的传统，推行“唯才是举”的选官政策。在这一背景下，刘劭一方面对曹操的选才策略予以理解，另一方面又认为“任智力，讲兼并”的结果必然是奸诈纷起，民失依存。为此，他主张以德为主，德、法、术并备的治国理念。其在《人物志》中倡导的基本思想就是推行明君贤臣政治，即通过明确君、臣的资质差别，践行“圣人兴德”“量能授官”的原则，最终实现“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的社会理想，从而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目标。

　　基于这一思想，刘劭在《人物志》中系统阐述了对人才的基本看法，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厘清各类人才的区别，明确“众材”与“能君众材”的差异，即“人君”之材与“人臣”之材的区别；其二，阐释“人君”之材与“人臣”之材的协调关系——明君臣之分，使各类人才都能够恪尽职守，乐为君主所用；助力圣贤君主知人善任，使“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最终实现垂拱而治。总之，就是由圣贤君主选贤与能，做到人尽其用、事得其人，无为而无不为。

　　刘劭的人才观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对东汉中期之后兴起的人物评鉴之风的一种总结和升华。东汉中期以后，朝政被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这种局面催生了士大夫阶层的觉醒，人物品评之风随之盛行。据《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所谓“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正是士人相互品评的生动写照。

　　士人相互品评之风的盛行，推动了乡闾品评制度的发展与成熟。所谓乡闾，是先秦以来的一种以民间组织形式推行教化仪礼的载体，即《周礼》所载“五比为闾，使之相受……五州为乡，使之相宾”。汉末政治格局的变化，使乡闾逐渐成为地方名士品评人物的核心场域，其品评结果直接影响州郡察举孝廉的人选。据《后汉书》记载，郭泰曾察识张孝仲、范特祖等六十余人，由此声名远扬，许劭所察也大致如此。刘劭与郭泰、许劭生活的年代非常接近，从《人物志》的内容来看，其思想与郭泰、许劭等名士察人的实践活动相契合，可见《人物志》对乡闾品评活动进行了更高层次的总结与升华。

　　强调官吏考课，主持制定《新律》

　　考课，也称考绩，是对官吏政绩的考评，也是我国古代人事制度的重要内容。考课起源于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至秦汉时期得到进一步完善。曹魏明帝时期，论及考课者，除刘劭之外，还有傅嘏、杜恕、崔林与卢毓四人，但与刘劭注重制度不同，其他人虽承认制度的必要性，但又认为不能完全依赖制度，体现了儒家的人治思想。

　　据《三国志·魏书·刘劭传》记载：景初中，受诏作都官考课。劭上疏曰：“百官考课，王政之大较，然而历代弗务，是以治典阙而未补，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圣之宏略，愍王纲之弛颓，神虑内鉴，明诏外发。臣奉恩旷然，得以启蒙，辄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臣学寡识浅，诚不足以宣畅圣旨，著定典制。”从这份上疏可以看出，刘劭认为官吏考课对实现政治清明非常重要，但制定和完善这一制度却长期被忽视，所以常出现鱼目混珠、贤愚不分的情况。刘劭受诏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的核心目的，就是建立一套明确的考核标准，辨别官吏的履职能力。遗憾的是，由于群臣对这套制度褒贬不一，恰逢魏明帝驾崩，《都官考课》最终未能推行实施。

　　刘劭不但重视制度建设，还积极投身曹魏法制建设事业，除奉诏主持制定《新律》外，还撰有《律略论》和《法论》等，可惜后两部著作均已亡佚，仅在《隋书·经籍志》中留有著录；《新律》十八篇也未能完整传世，其内容散见于后世各类著述中。即便如此，我们仍可从现存史料中梳理出刘劭法律思想的核心脉络。

　　自战国李悝制《法经》六篇（盗、贼、囚、捕、杂、具）之后，商鞅在秦国改法为律，西汉萧何在《法经》的基础上增加“户、兴、厩”三篇，形成《九章律》，此后四百年没有大的变化。但《九章律》存在明显的缺陷，如作为刑法总则的《具律》既不在首，又不在尾，体例编排混乱。因此，曹魏政权稳定后，制定新的法律成为当务之急，时魏明帝曹叡令刘劭等人主持制定《新律》。从现存史料来看，《新律》的内容比《九章律》更丰富，体例更加科学，结构也非常严谨，对之后《晋律》等的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与《九章律》相比，其创新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扩充篇目条文，优化内容结构。克服了旧律“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的缺陷，并注意对篇目与律文的归纳和调整，使法典内容既全面完备又简明扼要。二是规范法典体例，确立总则地位。首次突破李悝《法经》和秦汉以来的立法范式，将原第六篇《具律》改为《刑名》，并冠于律首，发挥提纲挈领的作用。这一修改为后世立法创造了新的基本体例构架，为后世《晋律》《唐律疏议》等法典所沿用。三是改革刑罚制度，推动法制文明。明确“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更依古义制为五刑”，率先提出与旧五刑不同的新五刑概念，同时废除汉代法律中残酷的宫刑与斩右趾刑，缩小族刑的连坐范围，不诛及祖父母或孙辈，这些改革极大促进了刑罚制度的文明与进步。四是“八议”入律，深化礼法融合。将《周礼》中的“八辟”原则修订为“八议”制度，正式写入律条。“八议”具体指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这一制度的入律，既维护了封建等级特权，也开辟了礼法深度融合的新局面。

　　总之，《新律》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了刘劭等编纂者深厚的法律学识，更彰显了他们对社会发展趋势的精准把握，为后世封建法典的制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