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组数据：2025年上半年，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全国刑事、治安案件同比分别下降11.6%和1.1%，命案数同比下降8.8%，未发生影响恶劣的极端案件。
更令人欣慰的是，如今，让人民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依法办，“到综治中心能解决问题”成为群众口碑，并在全国各地成为现实——截至今年8月初，全国2848个县级综治中心已正式运行，实现有牌子、有场地、有力量、有机制、有效果的“五有目标”。
这是今年3月中央政法委在福建厦门召开“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现场会”（下称“厦门会议”），对规范综治中心建设作出部署后取得的重要成果。
“厦门会议”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有关部门是如何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党中央部署和会议要求，扎实推进以县级为重点的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的？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在“站起来”阶段，我们党更加注重安全；在“富起来”阶段，更加注重发展；在“强起来”新阶段，更加注重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一个时期以来，全国各地着眼于“发展”，建立了行政服务中心等实体平台，为法人、自然人提供高效服务，实现“最多跑一次”，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时至今日，建立规范化的综治中心，成为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抓手。
2024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政法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以县级为重点加强综治中心建设，让人民群众“最多跑一地”化解矛盾纠纷。
今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人民检察院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工作指引》，明确常驻检察人员对综治中心转送交办的涉法涉诉信访事项“落实首办责任制”“做到首接首办、即接即办”。
目前，全国99.9%的县级综治中心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或“综治中心”统一命名并对外挂牌。为主动适应化解矛盾纠纷的需要，各地普遍设立群众接待大厅和综合受理窗口，实现对群众各类诉求的“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
福建省霞浦县是海洋渔业大县，从事海上作业人员众多，涉海矛盾纠纷易发。海上纠纷现场往往缺少目击者，若养殖业主财产损失的证据未被及时固定，很可能灭失，导致无法查证。
为此，霞浦县打破陆上行政区划限制，创建海上综治中心，综合运用海上便民服务中心、海警工作站、海洋生态检察工作室、海上信访评理室和法学会基层服务点等多方力量，建立“解纷服务矩阵”。
作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区域，上海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具有显著区位优势。地处该商务区核心区的新虹街道，正在成为长三角企业总部集聚地。新虹街道综治中心已建成由检察院、司法所、派出所以及律师事务所组成的“三所一院”调解工作室。该工作室通过对受理的矛盾纠纷进行研判评估，按照性质、难度进行分级；对受理的矛盾纠纷按照难度等级移送至当事人居住地村居、网格化“平安客厅”多元解纷工作室、行业性或专业性相关职能部门等进行调处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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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资源力量被充分整合后，可及时调处解决群众各类诉求，既方便了群众，实现“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又改变了过去各部门力量分散、“单打独斗”的局面，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平安就在身边”。
“攥指成拳”，形成合力
在山东高密，王某与妻子刘某因琐事发生争执，后因岳父刘某军介入，导致冲突升级。王某不慎致刘某军头部受伤，经鉴定构成轻伤二级。
事发后，王某与刘某协议离婚。2024年4月，该案被以王某涉嫌故意伤害罪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鉴于该案源于家庭矛盾、双方均有调解意愿，高密市检察院依托入驻综治中心的“密检纤心驿站”，第一时间将该案推送至综治中心平台。
平台迅速启动联动响应机制，组织检察官、办案民警、值班律师及特邀调解员组成联合调解团队。经过3个小时的调解疏导，“坚冰”终于融化，双方当场签订和解协议。王某真诚向刘某军鞠躬道歉，并支付赔偿金。刘某军对王某行为表示谅解，并出具书面谅解书。
不只是高密市，纵观全国，各地县级综治中心纷纷推动调解组织、行政主管部门、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群团组织、社会力量等解纷资源入驻、轮驻，“攥指成拳”，形成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合力。
前不久，在辽宁省黑山县综治中心，由黑山县检察院、县信访局、特邀律师和乡镇干部共同参与的一场公开答复会举行。
据了解，鲁某某因法律意识淡薄，加之母亲患病急需治疗费用，轻信他人并将其身份证、银行卡及绑定银行卡的电话卡交给他人用于办理“贷款”，并收取费用。后鲁某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鲁某某的父亲多次前往黑山县综治中心信访，坚称儿子蒙冤。黑山县检察院检察官细致审查证据后，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鲁某某存在犯罪故意，该院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与此同时，黑山县综治中心组织多方力量，从“法理+情理”角度对鲁某某进行情绪疏导和思想引导，并按规定落实帮扶政策，助力其通过务工缓解家庭困境。
据悉，全国县级综治中心调解组织入驻率已达100%，平均每个综治中心有1.7个调解组织常驻。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信访、人社等常驻部门入驻率分别为90.6%、87.5%、88.2%、90.7%、90.3%、74.9%。在天津、内蒙古、吉林、江苏、山东、广东、甘肃、新疆等地，公检法司和信访等常驻部门的入驻率已达到100%。
权责明晰，运转顺畅
记者了解到，在实践探索中，各地大力加强综治中心机制建设，充分运用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法律监督等法律手段，在法治轨道上实现定分止争。
天津市滨海新区常住人口达219万人，地处环渤海经济带和京津冀城市群交会点、“一带一路”的海陆交会点。据悉，滨海新区两级综治中心受理的矛盾纠纷除家庭、邻里等传统类型外，主要涉及城乡建设、劳动社保两大类，其中物业纠纷和劳资纠纷较为突出。
今年上半年的一天，9名农民工满脸疲惫地走进滨海新区综治中心，向调解员诉说遭遇。原来，他们在某建筑项目工地务工，工程结束后，承包商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拖欠16万余元工资，一拖就是大半年。多次协商无果，农民工们只能干着急。
综治中心调解员了解情况后，迅速开展工作，当天便联系到承包商，了解到承包商确实存在资金困难，但具有支付意愿。考虑到农民工迫切需求，调解员引导双方按照“人民调解+司法确认”方式达成协议，并同步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然而裁定生效后，承包商仍未履行，调解员便协助农民工申请强制执行，最终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
对多职能、多力量的整合并非简单做“加法”，而是通过完善运行机制提升定分止争的质效，实现社会治理模式的系统性重塑，确保综治中心权责明晰、运转顺畅。
纵观各地，在统一受理方面，81.5%的综治中心建立受理告知单制度；在分类流转方面，88.8%的综治中心建立与入驻部门业务协同对接机制；在依法办理方面，87.9%的综治中心建立按照法治化“路线图”依法办理机制；在闭环管理方面，84.7%的综治中心建立“工作提示函”“风险预警函”机制。
各地发挥综治中心的督办落实职能，加强对群众诉求办理程序和矛盾纠纷化解结果的跟踪掌握、全程督办，对每一起矛盾纠纷均“一盯到底”。
记者采访了解到，“厦门会议”以来，全国县级综治中心化解矛盾纠纷128.5万件，其中通过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法律监督方式化解的矛盾纠纷分别占71.6%、4.2%、0.1%、1.8%、15.8%、0.2%，通过信访三级办理程序依法化解的占3.9%，综治中心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