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王石林，1929年生于北京，毕业于朝阳大学法律系。1952年，他从司法部下派到山西省检察署挂职锻炼。1954年，被抽调至最高人民检察署（1954年9月更名为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赴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展侦讯工作，后作为太原工作组的一员转战太原，对日本战犯进行为期两年多的侦讯起诉。1956年，侦讯及审判工作结束后，王石林回到最高检撰写侦讯总结。1978年，他参与了山西省检察院的恢复重建，现为离休干部。

　　在山西省检察院档案室库房，静静陈列着一批珍贵史料。虽然卷册已褶皱泛黄，但上面的字迹依旧清晰有力。《山西省人民检察署日本战犯罪行材料》《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战争罪犯者手记》《日本战犯文艺作品——杀人惨状》……这些档案翔实记录了1952年至1956年，山西省检察机关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下，对136名日本战犯战争罪行进行调查和审查起诉的过程，封存着侵略者的滔天罪证。

　　回忆起档案中的战犯与场景，96岁的检察老兵王石林仍觉历历在目。今年7月，在家人和检察人员的陪伴下，他乘坐轮椅来到人民检察红色教育展馆。老人身体硬朗，耳聪目明，讲起侦诉日本战犯的故事时，依旧激情澎湃。

　　从仇恨到责任

　　“我是最高人民检察署（1954年9月更名为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的一员，也是太原工作组的一名成员。”王石林的记忆慢慢展开。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关押的侵华日本战犯共有1109名。1951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署开始着手部署侦讯和处理这批日本战犯的工作。

　　1952年6月，遵照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山西省检察署会同有关单位成立了“调查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罪行联合办公室”，接收了由解放军华北军区培训团、公安部等单位解送来的136名日本战犯。1954年3月，中央又专门从最高人民检察署东北工作团抽调10人，由工作团委员会副主任井助国任组长，组成“太原工作组”，会同“联合办公室”开展工作。王石林便是其中一员。

　　“136名战犯的双手上，都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王石林向记者历数了当时一些“重量级”战犯：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曾制造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的河本大作，杀害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大野泰治，曾将340名中国被俘人员作为活人靶子训练日军的教官住冈义一，还有从事特务间谍活动的“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警务部警备课长富永顺太郎。

　　为处理这些罪孽深重的日本战犯，最高人民检察署于1953年底在北京举办了侦讯业务训练班。刚从司法部调至山西省检察署的王石林被选送到北京学习。

　　“起初并不知道训练班的性质，当得知将要侦讯日本战犯时，不情愿与压力瞬间涌上心头。”王石林坦言。

　　当时，工作人员普遍存在的情绪是，既对日军的罪行深恶痛绝，又担心自己的情绪会影响到工作。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教人员王兴曾回忆道：“我一家8口人，7人死在日军制造的‘无人区’，国恨家仇，实在难以释怀……”

　　“我和参加培训的200多人提起对日本战犯的判决时，最初大家纷纷主张判死刑。”王石林说。中央从日本战犯能够忏悔认罪和中日两国人民的长远友好关系出发，最终确定了对日本战犯宽大处理的政策。经过培训学习后，大家一致认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政府对在押战犯进行人道主义改造，多数人已认罪悔罪。着眼于长远，宽大处理日本战犯能为中日恢复邦交、建立友好关系奠定基础，彰显大国胸怀和政治智慧，这一政策是远见之举。

　　“在全封闭和保密的训练班里，大家每天学习国际、国内有关法律、政策，熟悉侦查犯罪对策等条例和知识。”王石林说。培训结束后，他先前往抚顺战犯管理所，后成为太原工作组成员之一回到太原。

　　与“双料战犯”博弈

　　位于太原市小东门1号的日本战犯管理所正是当年工作组办公室的所在地。记者探访时，原址尚存两处旧式砖瓦房，墙上挂着“太原工程队旧址”的白色木牌。瓦房内部幽深黑暗，中间一条狭长过道，两侧是低矮的木质窗户。

　　“这里曾是日军关押、屠杀我国抗日军民的集中营，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太原战犯管理所。”王石林回忆道。80多名工作人员分为秘书、调查、管教、侦讯等小组，围绕提讯日本战犯和调查取证开展工作。尽管条件有限，新中国仍给予战犯人道主义待遇。

　　然而，工作面临巨大挑战：搜集到的日军罪行材料大多凌乱、含糊、交叉重叠，时间、地点、数据前后矛盾。加之日本战犯普遍怀有强烈惧怕和对抗情绪，如何坚持以事实为依据进行审讯成为王石林面临的最大难题。“重点战犯的每项罪行都需找到多个证据佐证。”他特别指出，在136名战犯中，有9人被列为重点审讯对象。

　　王石林负责其中5名战犯的侦讯。这些人不仅参与侵华战争，有的还在日本投降后勾结阎锡山参与反人民内战，被工作组称为“双料货”。其中，老牌特工富永顺太郎最为棘手。王石林至今记得他那双鹰隼般的眼睛：“他从事间谍工作的年限比我的年龄还长，反侦查经验极其丰富。要么沉默不语，要么笼统认罪，就是不交代具体事实。”

　　一次审讯中，53岁的富永顺太郎与25岁的王石林隔桌对峙。面对铁证，富永顺太郎仍拒不认罪，甚至嘲讽王石林道：“王先生，您太年轻了，不了解战争的复杂性。”这句话像刀子般扎进王石林心里，手中的钢笔差点被他捏断。“我当时确实急了，幸好井助国组长及时接手，改变策略，从思想根源入手突破。”王石林回忆说，在连续三天的心理战后，富永顺太郎终于供述了其窃取情报、在中国各地建立“富永机关”情报网，以及日本投降后将侦听设备移交国民党军统局的详细经过。

　　审讯过程体现了新中国司法的严谨：配置主审、副审各一人，两名翻译轮流工作（防止疲劳误译），还有专职记录员。“要求很严格。白天审，晚上禁审，用语要礼貌。本着‘认真、严谨、求实’的精神，为核实一份敌伪档案，我曾带着两名翻译在地下办公室连续查证7天，就着冷水啃馒头。”王石林回忆道。

　　这份坚持最终换来了成果。富永顺太郎在忏悔书中写道：“我服了审讯员，我的各种表演始终没有逃过他们敏锐的眼睛。每次提审，他们总是开导教育，从无讽刺挖苦和逼供。”

　　对海量证据材料严格把关

　　1955年底，王石林等人被抽调到北京西郊卧佛寺，负责起草对日本战犯的起诉书。依据最初的审判原则，太原关押的136名战犯中，120名免予起诉；7名在关押期间病亡，其尸骨被送回日本；其余9名被提起公诉。王石林承担了起草富永顺太郎和城野宏两名战犯起诉书的任务。起诉书经过法律专家和文字专家反复斟酌修改后，最终由周恩来总理用毛笔逐字逐句审阅批改。

　　1956年6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市海子边人民大礼堂开庭审理富永顺太郎案。面对大量确凿的人证物证，富永顺太郎无法抵赖。9天后，法庭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十年，他当庭表示：“不论多么严重的处分我都接受，就是死也不能偿还我犯下的严重罪恶。”

　　1956年6月12日，特别军事法庭继续在太原开庭审理前日本军政人员城野宏等8名被告人。经过8天的审理，这8名战犯被判处二十年至八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随后被移送东北抚顺战犯监狱服刑。其中，前日军大尉住冈义一，曾为训练新兵“试胆”，在太原市小东门外赛马场分两批屠杀340名被俘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这场历史性审判的背后，是工作组对海量证据材料的严格把关。最终用于定案的证据体系庞大而严谨，总计达18418件。

　　“我们承担的是一项具有国际意义和影响的重要工程，肩负维护国家尊严与主权的核心任务，容不得丝毫松懈。”王石林说，在这3年时间里，他的精神高度紧张，常常为整理资料工作到深夜。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王石林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既不强加于人，也不遗漏罪行，以最高检的五条定案标准定案。

　　樱花树下的救赎

　　1956年6月21日，山西机械厂大礼堂。主持人王石林声音洪亮地宣布：“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免予起诉决定大会现在开始！”检察员井助国受最高检检察长张鼎丞指派，宣布免予起诉的决定。话音刚落，台下40名被宣布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中传来哭泣声，许多人争相上台表达心声。

　　战犯寺本秀动情地说：“我要通过公布我的罪恶向全世界人民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本质，我要为和平而奋斗到底，我要以此行动来向中国人民谢罪！”现场响起一片“同感！同感！”的呼应。随后，这批被免予起诉的人员经天津港乘坐“兴安丸号”轮船返回日本。

　　同年7月18日，太原战犯管理所释放了第二批32名被免予起诉的战犯。剩余的48名战犯转移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于8月21日一并宣布释放。至此，太原关押的129名战犯，除9人被追诉判刑外，其余120人全部被释放回国。连同抚顺释放的被免予起诉的战犯，总计1017名日本战犯获得宽大处理回到日本，这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巨大震动。

　　在告别会上，王石林在获释人员笔记本上郑重写道：“祝你身体健康，回到日本后为和平和中日邦交而努力。”

　　“这些人返回日本后，自发组成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王石林说，“几十年来，他们通过写书、举办展览、演讲等方式，持续揭露日军侵华的暴行。”他特别提到被释放的日本军医汤浅谦：“他后来4次访问山西谢罪，在太原市牛驼寨烈士陵园立下谢罪碑，还带来了樱花树苗种在那里。如今70年过去，这些樱花年复一年地绽放，见证着从战争到和平的奇迹转变，我深刻理解了当年周恩来总理所说的‘20年后看效果’的深意。”王石林感慨道，历史雄辩证明，侦诉日本战犯工作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在参与此项工作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成功改造了日本战犯，不仅为揭露侵略战争罪行和改善中日两国关系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更唤起了中国人自尊自爱的热情和民族自豪感，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带来了巨大精神财富，其功可彪炳史册，其业可激励后人！

　　（图片摄影：本报记者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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