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首阳山镇嵇康故里，仍留存着明代重建的“琴台”。当地志书记载，清代乾隆年间，河南巡抚雅尔图在此处立碑，碑文引用《魏律》“三讯而后断”的条文，感叹“律法之设，本为防奸，若以私意坏之，不如无法”。这方石碑历经风雨，恰似嵇康案留给历史的镜鉴：“三讯而后断”所蕴含的审慎断案理念，在魏晋时期的司法实践中，既有着被遵循的例证，也有着被偏离的时刻。
曹魏景元四年夏，洛阳东市的刑场尘土飞扬。嵇康临刑前调试焦尾琴时，围观的太学生们高举着请愿书，三千人的呐喊震得监刑官手中的令牌微微发颤。当《广陵散》的第一个泛音刺破长空时，有细心者瞥见廷尉监的袍角沾着未干的墨痕——那是昨夜仓促签署行刑文书时，滴落在《魏律》竹简上的朱砂。
《世说新语·雅量》中记载的这一幕，实则折射出魏晋之际法理演进与社会秩序调整过程中的复杂局面。彼时的法理实践，既延续着前代的制度脉络，又在时代变迁中呈现出新的形态。曹魏太和三年颁布的《魏律》，在汉代九章律基础上新增《刑名》《法例》两篇，首创“八议”制度以区分犯罪情节。其中《囚律》明确规定：“系狱者，五日一讯，三讯而后断。”即囚犯需经初讯、复讯、三讯三次审讯方可定罪。1984年安徽亳州出土的曹操宗族墓群竹简中，就有“讯囚不得过三”的朱笔批注，可见曹氏政权对司法程序的重视。东汉建安九年，曹操平定冀州后处理降卒，即便在军法从事的特殊情境下，仍坚持“先验问罪状，再论刑赏”。《三国志·魏书》记载，当时有督将建议“速斩降将以立威”，曹操驳斥道：“律设三科，所以明是非。不讯而诛，是谓弃法。”可惜，这种对律法的敬畏，到了嵇康案时却荡然无存。
现存于《全三国文》的嵇康案卷宗，仅有两份文书：钟会的弹劾表与司马昭的批文，未见任何审讯记录。按《魏律》中的《告劾》篇，凡死罪案件需“先核其事，复验其辞”，而嵇康被控的“非毁典谟”罪名，既无证人证言，也无书证物证。钟会在表中称“康欲助毌丘俭谋反”，却回避了一个关键事实——毌丘俭起兵于正元二年正月，而嵇康当时正在山阳与向秀锻铁，《嵇中散集》收录的《与吕长悌绝交书》可证其不在场。曾任廷尉的高柔在《上言治狱宜从宽恕》中写道：“近案嵇康事，不核其辞，不验其证，径行诛戮，恐非先王明刑之意。”其所谓“先王之法”，正是《魏律》中“断狱必以律”的核心原则，嵇康案的审理显然违背了曹魏既定司法传统。
嵇康案发，始于吕安被兄长吕巽诬告“挝母不孝”案，后者堪称魏晋司法史上的荒诞剧。按《魏律》中《贼律》条，“不孝”需具备“殴母致伤”或“别籍异财”的实证，而吕巽提交的“证据”仅是一封被篡改的家书。嵇康介入此案的初衷，仅是履行乡邻作证的义务。他在《与吕安书》中明言：“（吕）安事母至孝，吾亲见之。今被诬，吾当证其冤。”然而，司马氏集团对吕安案的真相视而不见，反将嵇康为吕安辩护扭曲为“助不孝”，株连定罪……
临刑前的细节耐人寻味。嵇康将十岁的儿子嵇绍托付给山涛，这个举动暗含对司马氏道德体系的反讽——他宁愿相信被自己痛骂为“俗士”的山涛，也不信司马氏标榜的“孝道”。后来山涛在《山公启事》中力保嵇绍，这在当时的士大夫圈引发震动。王戎在《与嵇绍书》中感叹：“昔闻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今见足下父死不背恩，世事何其颠倒！”
嵇康死后三年，司马昭命贾充、杜预修订《晋律》。这部法典在《魏律》基础上新增《违制》篇，其中一条规定：“若名士言论过当，虽无实据，廷尉可先收押再审。”《唐六典》注疏明确指出，此条专为“嵇康类案件”而设。有趣的是，《晋律》同时在“八议”中增加“贤”条，规定“有德行名望者犯罪可减免”。这种制度与实践的矛盾，从贾充的回应中可见一斑：“非常之人，当用非常之法。”这种“例外原则”的滥用，使得《晋律》的进步性大打折扣。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洛水》中记载，嵇康刑场旧址到北魏时已成为“听讼观”，廷尉常在此处审理疑难案件。有次审理一起士人诽谤案时，廷尉卿崔浩特意命人弹奏《广陵散》，对属官说：“昔嵇中散以言论死，今此案当以律断，勿使琴音再为冤魂悲鸣。”这种将历史作为司法镜鉴的做法，恰是对嵇康案最好的纪念。今天，当我们站在首阳山嵇康故里，仍能感受到1700年前那份震撼灵魂的文人风骨。
唐代房玄龄编纂《晋书》时，在《刑法志》中特意收录了《魏律》与《晋律》进行对比，指出“晋律虽繁，未及魏律之精”，暗含对嵇康案司法不公的批判。宋代理学家程颢在《论刑法》中进一步总结：“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公则能平。嵇康之狱，私胜而公灭，故为万世叹。”
魏晋之际的司法实践中，“三讯而后断”作为法典中的重要条文，其践行程度的差异，直接影响着具体案件的处理走向。当这一制度得到重视时，案件审理便能更多兼顾各方考量。而当这一程序被轻忽，司法过程便易失之粗疏。这种制度实践中的起伏，成为当时法理演进轨迹上的鲜明印记，也为后世司法实践中如何坚守程序、完善制度提供了可资回望的历史素材。嵇康临刑前弹奏的《广陵散》，与其说是绝响，不如说是对后世的警示——在法理与人情的天平上，唯有坚守程序正义的底线，才能让每个生命都获得应有的公正。《广陵散》已不存于世，但恰恰证明，有的绝唱，越是残缺，越是永恒。
“不到山阳二十年，黄垆空锁竹林烟。胡卢笑煞嵇康辈，又向西山着祖鞭。”如今，嵇康那架焦尾琴的余韵，或许正在历史深处轻轻回响。它提醒着每个手握司法权柄者：法律尊严不是高悬的匾额，而是在每个具体案件中都不被践踏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