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杨立新：

　　过失相抵应统一规定为法定赔偿规则

　　过失相抵包括违约过失相抵和侵权过失相抵，都是损害赔偿之债的赔偿规则。民法典第592条第2款规定违约过失相抵的性质是赔偿规则，第1173条规定侵权过失相抵的性质是减责抗辩事由。对损害赔偿之债统一的过失相抵规则分立成两种不同制度，不符合债法的原理和基本规则。为实现我国债法统一，应当将过失相抵统一规定为赔偿规则，重新界定过失相抵的概念、特征和职能，保障我国法律适用的统一。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

　　从三个角度加强刑事被告人权利保障

　　加强刑事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是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根据权利保障的基本原理，按照问题导向原则，有必要从三个角度重新思考被告人权利的有效保障和救济问题：一是加强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解决被告人在当事人地位与证据之源之间的选择难题，确保其成为推动诉讼进程和影响诉讼结局的一方；二是完善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制度结构，健全被告人的主观性权利与相应的客观性国家义务，为被告人有效行使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提供制度保障；三是改进被告人的权利救济机制，从结果救济和过程救济的角度，针对国家专门机关限制或剥夺被告人权利的诉讼行为，确立合理、有效、及时的权利救济框架。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授姜涛：

　　行贿犯罪治理需要有效激励机制

　　刑法修正案（十二）加大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体现了“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政策精神。如果把其误读为“受贿行贿一并罚”或“受贿行贿并重罚”，不仅会强化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的“攻守同盟”，使不敢腐的有效制约因素减少，反而造成贿赂犯罪滋生，还会造成刑法与司法解释之间的体系性矛盾，不利于发挥刑法的激励效应。发现概率与惩罚概率是社会控制的关键因素，有利于实现积极的一般预防。刑法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刑法立法与司法应当选择犯罪预防效果的最大化模式。从立法上，行贿犯罪治理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既需要从正向激励上设置首犯免责条款，也需要从负向激励上构建严格实行行贿获利没收、行贿人黑名单等配套制度，增加行贿犯罪人的成本，降低行贿犯罪人的收益。

　　（以上依据《广东社会科学》《清华法学》《上海政法学院学报》，陈章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