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崇法治理念的国家，习惯法作为非正式法源，其地位和作用愈发引发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关注。新疆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可撰写的《习惯法：从文本到实践》一书，对习惯法领域展开深入探讨，不仅系统分析了习惯法的内涵、特征及其在国家法治体系中的定位，还结合丰富的实证案例，展示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在此，笔者围绕本书内容体系、理论价值与治理启发进行评述。

　　“理论—实践”流转视角与逻辑缜密的内容体系

　　国家法治建构的双重维度：立法与司法的双向互动。本书突破传统民间法视角，构建“国家法中心主义”框架，推动对习惯法在国家法治中地位的重新认知。作者以民法典第10条确立的“习惯补充性法源”地位为切入点，系统探讨其在国家法治体系中的结构性定位。其研究路径具有两方面独特性：一是突破“国家法—民间法”二元对立，将习惯法纳入国家法治体系；二是结合立法文本与司法案例的双向分析，揭示习惯法在规范与实践层面的转化机制。在方法论上，作者运用“规范解剖学”技术，对2016年至2023年间最高法的127份涉习惯法司法解释进行解析，发现司法机关通过“三层筛选机制”即“良俗性”审查、“补充性”位阶确认与“可操作性”标准测试完成习惯法转化。该微观制度分析为理解国家法吸纳习惯规则提供了实证支撑。

　　习惯法的全流程制度分析框架。全书构建“立法—司法”全流程分析模型，展现了习惯法制度运行机制。在第二章中，作者提出“法源光谱理论”，将我国法源体系划分为刚性法源（制定法）、柔性法源（司法解释）和弹性法源（习惯法），并通过对德国与日本相关制度的比较，指出我国习惯法适用中存在“规范位阶模糊化”问题。第四章中，作者借助大数据分析揭示司法实践中的“双轨制”：东部法院偏向将习惯法视为“漏洞填补工具”，西部民族地区法院则更多将习惯法作为“规范替代方案”，反映了统一法治与地方差异的张力。

　　制度转换机制的分析。本书提出“习惯法三重过滤模型”，包括：（1）民法典第10条的“公序良俗”过滤；（2）民事诉讼法第64条下的程序转化；（3）依托指导性案例实现效力确认。该模型成功解释了2018年“祭奠权纠纷案”中习惯法司法化的全过程。

　　类型化研究的范式。作者对2348份判决进行聚类，归纳出四类适用场景：传统民事交易、传统商事交易、民族治理、新型权利。通过“场景—规则”映射，揭示其功能分化，尤其在数字时代权利形态变革中展现习惯法的独特价值。

　　鲜明观点背后的深刻洞见

　　习惯法规范载体的多元角度解析。作者提出“习惯法四维载体说”，认为民法典第10条的“习惯”、行政处罚法第5条的“社会公共利益”、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交易惯例”以及刑法第13条的“公序良俗”构成现代法律体系中习惯规则的制度化表达。该理论在两个方面具有突破性：其一，在规范解释层面，将分散术语统合为习惯法识别体系，解决“非典型法源”认定难题。如2023年“网络虚拟财产继承案”中，法院结合民法典第10条与数据安全法第8条将游戏账号继承纳入习惯法范畴。其二，在功能实现层面，2022年“普洱茶交易纠纷案”中，“开汤验茶”惯例被法院升格为诚信原则的适用标准，体现了法律原则与习惯规则的动态转化。作者借由个案推动了习惯规则与国家法规范关系的系统梳理，强化其在法治体系中的地位。

　　立法民主化的制度创新路径。为回应习惯法入法的正当性困境，作者提出“参与式立法双轨制”理论，主张通过“立法听证实质化”与“民间规范法典化”提升公众参与度。如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通过多场听证会及多语转译，形成“生态习惯法优先适用”条款，推动立法民主在习惯法领域的制度落实。

　　司法裁判的文化传承功能重塑。针对司法裁判的文化传承功能重塑，作者提出的“司法文化转译理论”认为，现代司法通过“三段论技术装置”将习惯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转化为裁判规则。该理论在两类案件中展现实践价值：一是传统文化存续类案件，如“彝族家支纠纷案”中，法院将“德古”调解规则细化为标准，通过公序良俗审查纳入裁判；二是新兴权利确认类案件，如“数字祭奠权”纠纷中，杭州互联网法院通过分析2.6万条网络悼念数据，提炼出具有规范意义的数字礼仪标准。作者以此诠释习惯文化价值在个案裁判中的具体呈现，强调司法在文化意义建构中的作用，体现出习惯规则对文化传承方式的重塑功能。

　　理论反思中实现对习惯法研究方法的批判性突破。作者提出的“习惯法螺旋发展模型”具有方法论突破意义，揭示了习惯法在“民间规则发现—司法过滤—立法固化—再民间化调适”的动态路径。对2010年至2023年327个案例的追踪显示，平均每条规则经历2.3次“司法—立法”循环实现制度化，商事习惯周期较短，民族习惯最长。该研究以量化方式呈现习惯法演进形态，为评估其制度化成本提供了新视角。

　　习惯法未来发展的多维图景与制度回应

　　该书系统梳理了习惯法理论与治理实践，促使读者思考其未来发展趋势及制度回应。正如作者所指出，法社会学需回应社会、服务社会，以社会实践检验法律适用性并保障秩序稳定。这一“法—社会”互动视角，也构成了本书的实践导向。

　　技术驱动下的习惯法数字化转型。区块链与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习惯法形态。司法实践中，正在探索通过智能合约将一些民族习惯规则转化为可执行代码，具备动态更新、跨域验证与效力追溯三重机制，提升规则适应性与司法可操作性。

　　规范层级的制度化突破。习惯法正由“补充性规范”走向“构成性规范”。民法典第10条确立其在商事、家事等领域的优先适用地位，基于功能替代理论与成本效益分析。数据显示，电商平台纠纷中适用习惯规则可缩短审理周期23天，执行到位率提升17.3%。

　　全球治理中的功能重构。跨境数据与气候治理推动习惯法国际化。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正在逐步制定的数字贸易习惯法示范条款，提出三层穿透规则：DAO组织内规则具有准法律效力、纳入AI伦理准则、气候应急惯例作为临时法源。海牙国际法院通过“冲突协调矩阵”，调和欧盟数据保护法规与东南亚家庭数据习惯的冲突。

　　制度风险与治理创新。习惯法适用扩展带来新型法治风险，需构建“预防性法治框架”：如“算法影响说明制度”应对黑箱风险；“习惯法多元性指数”监测民族习惯适用比例变化；“法律—习惯冲突模型”解决区际规范冲突。治理机制创新体现为三维响应：立法上制定习惯法适用基本法，确立兼容与风险控制原则；司法上推行“技术调查官”制度提升查明效率；社会层面发展“数字习惯法调解员”等新职业。

　　总之，该书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指导价值，展现了习惯法制度构建的丰富维度，为实现特定社群利益的科学治理提供了坚实支撑。

　　（作者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