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近世艺林遗珠》
寒山寺《枫桥夜泊》碑文
近些年来，抒写“艺林”的书着实不少，席间喜谈“艺林”者也不乏其人，似乎但凡知晓此中滋味者，总会有一些关涉“艺林”的经验之谈来。坊间新近又出了一本《近世艺林遗珠》，仅从书名上来看，大致又是一本以逸闻掌故之类，为读者大众提供“经验”与“谈资”的书。其实，“艺林”掌故、轶闻，也属我们优秀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好好收藏。
1.
初看此书目录时，感到全书篇章编排得有些凌乱，人物事例选取上也颇为突兀，没有什么“章法”可言，令读者一时难以找到“头绪”。全书篇章以康有为起首，至胡适结尾，这两位历史人物，乍一看似乎都与“艺林”没什么关系。以两位历史人物及相关事例，来“统摄”全书之首尾，有些令人费解，笔者初观之下，也大感诧异。
可转念一想，一旦想到“康圣人”那一笔龙飞凤舞的行草书法，再联想到“胡博士”那一笔端正俊秀的楷体书法，似乎与“艺林”还是有些关联的。且这两人的墨宝手迹，近年来频频现身拍卖会，颇受各地收藏家追捧，成交价格也远远超越了一些曾颇为知名的书法家。由此看来，康、胡二人在近现代书法艺术领域里，皆可谓业余爱好者完胜专业进修者的典型人物。
如此这般想来，“艺林”这林子确实很大，早已超脱出了那些论资排辈的所谓“科班”与“师门”的小圈子，“艺林”这一概念及其场域，或许有着远远超乎读者大众所能够想象的广大与广泛。不难发现，在“广义”理解上的“艺林”场域之中，如康、梁二人这般，本不以“书法家”名世却已有“一字千金”之身价者，可谓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在这样“广义”的“艺林”之中，一些如康、梁二人这般的业余爱好者，能在此“玉树临风”甚或“木秀于林”者，历来不乏其人。诸如此类的种种迹象与相关案例，实际上并不稀罕，早已成为公共文化场域里广为传播的某种经验之谈了。
不过，静下心来，将书中这两篇一头一尾专写一老一少两位历史人物“艺林”轶事的文章，稍稍细读一遍，就会发现，这两篇文章并不是抒写康、胡二人的书法造诣及其相关案例的。书中起首写康有为那篇文章，竟然是专门探究其人与寒山寺铜钟失窃之关联的；结尾写胡适那篇，居然又是在考证与记述其人游览桂林山水的全过程。试问这两件轶事，如何能与“艺林”扯得上关系呢？
原来，康有为曾于1920年游历寒山寺，留下题诗一首，首句云“钟声已渡海云东”，并附跋语为之注释称“唐人钟已为日人取去”。至此，这一代名士的诗作墨宝为寒山寺古钟去向留下“话柄”，亦为世人追索古钟下落留下“诗案”。书中拈提出这一名胜古迹与近世名人的轶事，却并不从名人书法角度，而是从“话柄”与“诗案”的角度切入话题，其间关涉到“诗史互证”与“金石鉴赏”等多重历史经验，这无一不与“艺术”相关联——康有为题诗寒山寺这一轶事及其影响，经《近世艺林遗珠》著者一系列拈提、梳爬、考索与呈现，确实又成了近世“艺林”中一道不可不看的瑰丽风景了。
“叶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去过寒山寺的人都知道，寒山寺的古钟很多，其中有一口大钟，被称为“天下第一佛钟”，是仿唐式的古铜钟，总重量为108吨，钟高8.588米，口径5.188米，裙边上铸有九幅精美的飞天图，钟面主体铭文《大乘妙法莲华经》刻有7万多字。
寒山寺的古钟是有故事的。最有故事、最有名的当然是每年跨年夜的晚上必然敲响的那口铜钟。很多人可能觉得这口钟就是诗人张继《枫桥夜泊》中所听到的那口钟所敲出来的钟声，其实不是。寒山寺最原始的那口古钟，因为张继的《枫桥夜泊》而名声大噪，据说它钟声宏亮，夜深人静时敲击，连七八里外的苏州城内也能隐约听见。
寒山寺这口钟，康有为曾写诗记录：“钟声已渡海云东，冷尽寒山古寺风；勿使丰干又饶舌，化人再到不空空。”传说1920年前后，古钟被日本浪人偷走。后来，一位仰慕寒山寺的日本人山田润，对于古钟被盗心怀愧疚，于是铸造了一对青铜姐妹钟，一口悬于日本馆山寺，一口送到苏州寒山寺，悬在大雄宝殿里。今天在寒山寺院落内的那口钟，就是山田润赠送的。
2.
说到胡适与“艺林”的关涉，当然也可以有多种角度切入。事实上，书中结尾这篇《胡适：〈南游杂忆〉重绎》，将其日记中游历桂林山水的相关记载，与其随后出版的游记《南游杂忆》一书两相对照，重新演绎出了一番极富“现场感”的旅行过程。但旅行与“艺林”有关吗？《近世艺林遗珠》的著者告诉你：当然有！
原来，作为中国近现代学者群体中较早接触摄影术的胡适，一生都酷爱拍照。无论是为自己留影，还是为亲友留影与合影，抑或为山川风物、民俗风景存照，胡适一生留下了数量颇丰，如今已成为宝贵文献史料的历史图像。1935年南下游历两广期间，胡适乘坐飞机、汽车、轮船、小舟等多种交通工具，饱览以桂林山水为代表的两广景物。此行不但拍摄了大量实景图片，还顺带调查了民风民俗，搜集了当地民歌，考察了地质地貌、名胜古迹、城市建筑等多个项目。不得不说，所有这些旅程中的阅历与体验，及其拍摄、记录、抒写下来的相关图文，还确实是大多与“艺术”有所关联的。
稍加翻检不难发现，《近世艺林遗珠》一书中关于胡适的篇章，并非只结尾一篇。此外尚有《胡适：故都影象与东方美学》《胡适：“印度留学生画展”始末》两篇。这三篇文章，无一例外、或多或少皆谈到了胡适与摄影之间的关联。也正是通过一系列历史图片、旧影文献，从容细致地勾勒出了胡适在近世“艺林”这么一个特殊场域中的诸般事迹与诸多表现。
显然，在《近世艺林遗珠》一书中，摄影乃是继传统书画艺术之后，在近现代艺术场域里一个极为重要、也是相当关键的组成部分。若无这一部分的纳入与探究，所谓近世“艺林”之谈论，只能囿于“书画”领域——至多还可纳入金石鉴赏。其实，除了摄影术之外，还应纳入歌舞声乐与话剧电影等现代文艺品类。《近世艺林遗珠》一书封面上就赫然印着早期流行歌手黎明晖女士的肖像，这已然明确标示出了著者在考证与抒写中国近现代“艺林”轶事时所具备的眼光。
实际上，大致通读此书之后，恐怕就会随之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书中所收录的《黎明晖：毛毛雨里的摩登时代》一文，不但是此书著者有意穿插点缀于传统观念所惯习的“艺林”场域中的一个“异类”，还是此书所有篇什中最具“看点”，对一般读者心目中“艺林”这一概念最具“颠覆性”，且对此书撰著旨趣最具“表达力”的一篇极为关键的文章。
作为旧上海“天后”级歌手黎明晖的成名曲《毛毛雨》，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都市文化生活史上，有着独树一帜的开创性地位，被后世研究者誉为中国流行歌曲的“开山”之作，实为中国都市里唱响的第一首流行歌曲。这么一首在十余年间风靡于上海滩十里洋场之中的流行歌曲，对都市文化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呈现出既深入渗透到社会各界基层，又持续“跨界”到歌舞、电影、音乐、教育、文学等多个公共领域的态势。这一新生的文化现象，曾招致鲁迅的反感与厌恶，并将之写入小说《阿金》中予以讥刺。另一方面，这首洋溢着都市生活情调与现代化节奏感的流行歌曲，又曾令张爱玲激赞不已，多次将之写入随笔评论之中，甚至还将演唱者黎明晖作为原型，写入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之中。
如果有读者对鲁迅的《阿金》不熟悉，或许听说过小说中的这样一句话：“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
通过一系列的图文史料之发掘、整理、梳爬与辨析，《近世艺林遗珠》一书作出这样一番总结：事实上，以歌、舞、影“三界”为主的上海娱乐圈，与以文艺、评论、小说三个创作领域为主的上海文学界，本就存在千丝万缕、穿插交迭的复杂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的上海文学界，及其作为主要活动平台的上海报刊界，也属于广义上的娱乐圈。反过来讲，以歌、舞、影“三界”为主的上海娱乐圈，自然是属于狭义上的上海娱乐圈，但又同样可以视之为广义上的上海文学界。这广义上的娱乐圈与文学界，始终互动叠加，也即所谓“泛文化圈”，势必对都市流行文化产生多重、充分、深入且持续的影响。
基于这种认识，“小妹妹”（即黎明晖）的社会形象及其个人形象，在“融媒体”式的整合传播与“泛文化”的个性演绎所呈现出来的总体效果中，应当也必然会有上海文学界的参与和推动。
可以说，作为反面意见领袖的鲁迅，与作为正面意见新锐的张爱玲，正是这一历程中，有意无意地成为参与者之一。鲁迅与张爱玲身后的追随者与批评者群体，也必然随之成为《毛毛雨》流行文化时尚中有意无意的参与群体之一。可以说，正是这一贬一褒、一扬一抑的隔空互动，印证与助推了《毛毛雨》所带来的流行文化时尚，且将这一本属听觉感受方面的时代风尚，定格于都市文化历史的时空之中。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黎明晖：〈毛毛雨〉里的摩登时代》一文，不但是《近世艺林遗珠》一书中图文信息最为丰富、主旨表达最为酣畅的核心之作，还极可能是此书中最具公共传播力度，也最为著者所看重的一篇文章。
实际上，在此文收入此书之前，笔者已多次在公共媒体上见到过这篇文章。仅就个人记忆所及，大约在2022年，此文似乎最早刊发在《北京青年报》上，曾被冠以《一曲“毛毛雨”：鲁迅烦死，张爱玲爱死》的题目，颇为引人瞩目。不久，此文即被上海文联主办的《上海采风》杂志转载。这时，此文的篇幅不过三五千字，插配才寥寥三五张图片而已。后来，又在广东省政协主办的《同舟共进》月刊上，见到过经大幅增订扩容之后的此文，题目改为《“毛毛雨”中的夜上海——中国都市流行歌曲探源》，已然初具学术论文的样式。再之后，此文经进一步修订，又在台北《传记文学》杂志上刊发，题目复又改为《〈毛毛雨〉中的摩登时代：1926-1949年上海流行歌曲漫谈》，其总体篇幅与图文内容，已相当接近收入《近世艺林遗珠》一书中的《黎明晖：毛毛雨里的摩登时代》一文了。
可以说，迭经北、上、广、台四地公共媒体之发表，关于“中国流行歌曲第一曲”《毛毛雨》及其首唱者的传奇轶事，以及牵涉其中的鲁迅、张爱玲等一众近世“艺林”人物，已为颇多对“艺林”佳话感兴趣的各地读者所了解与关注。
诚如《传记文学》社长成嘉玲女士在刊发此文当期杂志卷首所撰评介所言，“《毛毛雨》的流行，也映射出民国上海蓬勃时髦的流行文化时尚，更勾勒出上海娱乐圈与文艺界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看到类似今日的‘串流’架构”——如此说来，此番收入书中，更进一步增扩图文规模，增进图文互动的这篇核心之作，对于重构一般读者所惯习的传统“艺林”概念及其思维模式，恐怕也能起到相当程度的“串流”架构之效力吧。
言及于此，还不得不说，公众应当如何看待“艺林”这一文化遗产，关涉这一话题的通俗读物，坊间还并不多见。至于研究者应当怎样抒写、揭示这一特定历史时空之中的特殊场域之风貌，关涉这一课题的研究与探讨，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作家们，似乎也还没有达成“共识”与“公论”。
窃以为，新近出版的这一本《近世艺林遗珠》，试图融通于公共话题与专业课题之间，显示出了带有尝试与探索意味的“拓荒者”与“探险者”面貌，予人以耳目一新、别开生面之感。尤为重要的是，此书力图拨开传统“经验”与日常“谈资”的重重迷雾——迷误，为读者大众呈现出了重新品鉴与审视“艺林”这一概念及其面貌——这正是此书特别有意思、有意义、有价值的地方。
我们需要以开放的心态，看待与接纳“艺林”佳话与文坛旧案，并赋予其全新的意义。同时，文史考证有时就如同案件里的侦查与推理，好不容易获得了一点难得的线索，或者一个确凿的证据，但终因一些关键史料的匮乏，导致已有线索与证据始终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最终无法“定案”与“结案”。劳而无功、得失无常，是文史考证中经常遇到的状况——“破案”率本来就不高，一些“大案”与“要案”，想要“侦破”更是难上加难。甚至在一些“小案”与“附案”上，想要做一点小小的文章，也并不容易。正因如此，作者在其所囊括的资料上的解读方法带给我们的启发，绝非只是一点谈资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