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闻人掌故》

　　杨绛先生在《记章太炎先生谈掌故》一文中，忆述了大约一百年前，她还是高中生的时候，学校请章太炎来讲学，她负责现场记录，却因听不懂章氏讲的“掌故”，最终一个字也没记下。后来，这件事被登上了当地报纸，“有个女孩子上台记录，却一字没记”的趣闻，迅即传播开来。可杨绛先生对此事，并不感到十分难堪，只因她内心早已笃定一个念头：“掌故岂是人人能懂的！”

　　是啊，让一位高中生去记录一位国学大师侃侃而谈的各式“掌故”，怎么可能听得明白、搞得清楚、记得下来？杨绛先生在文中十分坦率地写下了这样一番话语：“章太炎先生谈的掌故，不知是什么时候，也不知谈的是何人何事。且别说他那一口杭州官话我听不懂，即使他说的是我家乡话，我也一句不懂。掌故岂是人人能懂的！”

　　所谓“掌故”，亦作“掌固”，原指旧制、旧例，也是汉代掌管礼乐制度等官员的官名。“掌故”一词，可溯至《史记》与《汉书》。《史记·儒林列传》有载，“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汉书·司马相如传下》又载，“宜命掌故悉奏其仪而览焉”。后来，其原有的词义发生转化，亦泛指故事、史实。

　　关于“掌故”的谈论、言说与传播，在古代往往是将前朝旧事、旧制、旧例拈提出来，作为印证某种经验、情境、感受的案例。《世说新语》里，就有相当数量的此类“掌故”。这些“掌故”本来是离记述者生活年代不远的前朝旧事，甚至就是当朝故事，因其事例生动、案例典型而传播久远，为世人熟知并被赋予固定的精神象征与品评标准。其中，有些“掌故”更被固化为“成语”，如“难兄难弟”“割席分坐”“标新立异”“自有公论”等等。据粗略统计，在《世说新语》中，这样的“掌故”被后世固化为“成语”的达百余例。

　　笔者生于20世纪70年代，俗称“70后”，实在是余生太晚，于“掌故”之说，颇觉隔阂。《世说新语》里的“掌故”，于吾辈读者而言，经千年沉淀，实已确立为“典故”矣。而近世百年以来，流行坊间已久的各类名人轶事与逸闻，虽亦不乏号称“掌故”者，可大多皆为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之说，逐渐沦为“花边”与“八卦”，听得懂还是听不懂，似乎都没有多大的价值与意义可言了。

　　于是乎，杨绛先生那一句“掌故岂是人人能懂的”被奉为我个人日常购读图书一个郑重其事的“戒条”，时常要在心中拿出来告诫一下自己：读书但凡获取有益的知识，开阔人生的眼界即可，切不可去附庸风雅、追赶时髦，更不可奢谈掌故、以为博闻。

　　然而，向来对“掌故”类图书敬而远之的我，近日却鬼使神差地读了一本《近世闻人掌故》，对“掌故”类图书的看法，乃至“掌故”这一概念本身的认识，似乎一下子又有所改变了。

　　严格说来，这本书的书名实在有些拗口，“近世”“闻人”“掌故”，这三个名词，都不是如今常用的词汇，一眼看到这样的书名，给人一种满屋子老古董搁在灰尘扑满的橱架上，悄然冒着幽幽蓝光的感觉。不过，稍一翻阅此书目录之前的“总序”，观感即刻大为改观，令人又感到仿佛步入一所窗明几净的精舍佳室，室内空间及其中所列橱架，是经常擦拭与彻底清理过的，那些在此精心陈设的古董古玩，不但保存完好、琳琅满目，且还都贴有标签与简介铭牌，将其出处、年代、特点、价值、意义等要素，统统都标示得一清二楚。

　　事实上，与这一本《近世闻人掌故》同期推出的，还有另外三本书，名为《近世文坛逸闻》《近世艺林遗珠》《近世名师讲谈》，这四本书是合辑为一套所谓“近世人物四种汇刊”的。另外三本书，我还没有购读，自然谈不上任何观感或读后感，但仅就同时弁于这一套四本书卷首的这篇“总序”而言，似乎可以揣度得到，这四本书里所考述的近现代历史人物为“闻人”，皆是曾经闻名于世的人物；而这四本书里所关注的各类人物轶事逸闻，皆是可以视作近现代历史中介于正史与野史之间的“掌故”的。

　　显而易见，在著者眼中，近现代历史人物的轶事逸闻，之所以能在数十年乃至上百年间一直流行坊间，为时人乃至世人所津津乐道、难以忘怀，正是因为这些人物本身的个人成就与社会影响，始终为“公共媒体”所追随、传播、放大、拓延乃至铭记，随之而来产生了某种难以磨灭的“公共记忆”。对这一“公共记忆”加以追溯、发掘、考证，及至将之予以重新呈现、演绎、表述，也就必然会产生出类似于新近出版的这一套所谓“近世人物四种汇刊”之类的著述。

　　那么，作为这一套书中颇具“提纲挈领”性质的这一本《近世闻人掌故》，又是如何看待与呈现“掌故”这一概念的呢？其实，除了书名里有“掌故”二字之外，书中所收各篇章对“掌故”一词并无任何解释，对“掌故”这一概念并无绘声绘色、乐此不疲的标榜与倡举之意。显然，著者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掌故”情结，更没有把“掌故岂是人人能懂的”这样的语境，有意无意地带入到自己的话语园地之中。

　　诚如此书所附“总序”之题目：“猜谜”与“破案”——著者倾心搜集各类历史文献，倾力从事对诸多历史人物生平及史事细节的考证与推敲，只是想尽可能破解一个又一个存在已久，或不断涌现出来的各式“谜团”与“疑案”，并没有觉得这些“谜”与“疑”有什么神秘莫测可言，并没有认为这些“谜”与“疑”有什么不可言说的微妙意趣可言。

　　《近世闻人掌故》在尽可能考证解析与平实通俗呈现某一“掌故”时，绝不故作高深，更不故弄玄虚，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才是著者一直都在强调着的自我期许。这样的自我期许，在我看来，还可以有另一种更为直接的“转译”，即“掌故”不懂没关系，咱不懂就问，就向史料文献本身发问，能问出多少是多少，能明白多少是多少。著者似乎铆足了劲头，就是要把“掌故”写成“说明文”，就是要把“掌故”搞成一般读者都能掌握的历史故事。

　　或许，在著者心目中，这样人人能懂、事事清楚的“掌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掌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