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出自北宋文学家苏轼的《三槐堂铭》。这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的一条铁律。只是，忠厚的品德与阅读的习好，二者要统一，不可偏废。仅有忠厚品德，却不学无术，无论科举时代，还是今天，都难以立身。若饱读诗书，虽金榜题名做得高官，却无良好品德，也未必能安命善终。有例为证。
曾在《日知录·正始》中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警世的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有个很有出息的外甥叫徐乾学（1631年—1694年），自幼酷爱读书、抄书和藏书，康熙九年为探花郎。由于他手不释卷和博览群书，连康熙帝也赞其为“学问淹博”。正因此，徐乾学仕途一路高开高走，成了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徐乾学曾担任《明史》总裁官，兼总纂《大清一统志》《清会典》。由于徐乾学政绩昭然，康熙帝曾亲赐其四个大字——“光焰万丈”。
毕竟是个读书人，朝臣间的倾轧使徐乾学萌生退意，后得恩准还乡，于是，徐乾学可以放手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此时，花费半生心血搜集、抄录的书有数万卷之多，他在昆山老家修筑了一座藏书楼，安放心爱的书籍。据称，这座藏书楼七十二橱内贮藏各种图书数万卷，宋元刻本多达四百五十种，天下闻名。如同时代的散文家汪琬《传是楼记》所述，在这座藏书楼里，“部居类汇，各以其次，素标缃帙，启钥灿然”，蔚为壮观。当时的大学问家黄宗羲，亦曾不顾年老体衰慕名前往昆山，屡次登门，在书海中尽情遨游。黄宗羲在其《传是楼藏书记》中，对徐乾学同样极力推崇：“世之藏书家未必能读，读者未必能文章，而先生并是三者而能之，非近代藏书家所及。”
当然，徐氏所建藏书楼，还有一个用意。有一天，徐乾学把几个儿子叫到藏书楼，说：“我们祖先都是清白起家，没有金银珠宝、田地宅院传给你们——传也不能够永保。”然后，他指着藏书欣然笑说：“所传者惟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可以想象，当时徐氏“指书”时顶到天的自豪。给后辈子孙留下如此家产，能不欣然笑焉？！估计，他的几个儿子们亦当拍手称快吧。
事实证明，徐乾学的诗书传家，颇为有效。据载，徐乾学的五个儿子，后来先后考中进士，堪称“五子登科”，果真光宗耀祖。甚为遗憾的是，其小儿子徐骏，字冠卿，却于雍正八年，被押赴刑场正法，年仅48岁。何以至此？有必要来个追根溯源。
清代钱泳的舅舅葛圣修曾在徐冠卿家做过塾师，对其变故知道得最为详细。是故，钱泳所撰《履园丛话》所记徐冠卿之事颇具权威性。其实，徐冠卿少年聪慧，但生性放荡不羁，连他老爹都招架不住，才请来了非常严厉的老师——孝廉周云陔。严师出高徒，徐冠卿先中举，又过了会试，于是师徒一起入京参加殿试。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只因周老师管束太严，徐冠卿遂生忌恨，竟然将巴豆放在茶汤里给老师喝。如此奸诈凶狠，实非学子所当为、所能为也。连周云陔都未想到是弟子害他，来不及延请医师，遂暴病而亡。好在殿试进士及第，徐冠卿被点了翰林。
徐冠卿当官之后，依然恃才狂傲，结怨极多。正赶上雍正大兴文学狱，有仇家在其诗里发现“反诗”——“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即告到官府。其父曾任刑部尚书多年，一帮门生告诉徐冠卿在审讯时只需供述“实属无心”，即可将这事给推挡过去。但是庭讯当场，徐冠卿看见刑部堂官相貌酷似其师周云陔，因此做贼心虚，心惊胆怯，慌不择言，竟随口供称“有心诽谤”。这位酷似周云陔的官员，是松江人胡宗琳。看来，徐冠卿这是走夜路走多了，自己都昏昏然了。
在民国徐珂所编、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清稗类钞》“狱讼类”中，亦有徐冠卿以诗被诛一案的记载：“将正法时，所亲犹怪之，冠卿曰：‘吾命也。’无他言。”想想也是，夫复何言？难道要把自己杀师的罪恶也供认不讳？以徐冠卿自私、暴戾、狂悖之性情论，唯“无他言”耳。
黄宗羲《传是楼藏书记》有一段话道出了传是楼藏书和守书的不易：“（徐乾学）先生生乎丧乱之后，藏书之家多不能守，异日之尘封未触，数百年之沉于瑶台牛箧者，一时俱出。于是南北大家之藏书尽归先生。先生之门生故吏遍于天下，随其所至，莫不网罗坠简，搜抉缇帙，而先生为之海若。”若没有高洁的品行，也无法承受浩如烟海的书籍之重。
何况，覆巢之下无完卵，徐冠卿之后，传是楼藏书几经辗转，大多时候归怡亲王胤祥所有，但后来几番兵燹纷乱，徐氏传是楼终于不复存焉。传是楼原址，后为昆山中学，现为昆山柏庐高级中学校址，只是其中的一座红楼仍以“传是”名之。遥想藏书楼当年所题联句“教子有遗经，诗书易春秋礼记；传家无别业，解会状榜眼探花”，不免有种强烈的违和感。徐乾学老先生若地下有知，独悲伤哀叹耳。
有评家认为，育人必先育德，否则即使培育出了翰林高才又将如何？其实，有句话叫山难改，性难移。当一个孩子幼年时就狂傲、任性，最好的办法依然是父母自己加以严厉管教，包括施以戒尺威压。如果推及他人，即便是严师，或只能课以教学，却难以教其做人。
况且，当年徐乾学退职还乡后，就离开了东塘街上的老宅，选取西塘街上塘玉峰山之阳的一方风水宝地，建起了威震一地的尚书第，其间楼台亭阁、石坊牌楼应有尽有，“以表引人瞩目的望族身价”。如此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如此高调做人，不知谦恭处世，对其子女难道没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事实上，许多“二代”刚愎自用，妄自尊大，不能敬天地，畏纲纪，恤人命，感世恩，竟自作奸犯科，走上不归路，莫不与家教、与环境有关，与诗书无涉也。
从没有人能定自己的生死，但却可以定自己的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