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盗窃犯罪在犯罪主体、犯罪对象、时空分布和作案手段等方面有新的变化和发展，检察机关对盗窃犯罪的治罪与治理也应从更新治罪与治理理念、健全轻罪办案机制以及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等方面着力。
盗窃犯罪治理的检察实践
加强前端预防，构建群防群控体系。通过专题调研盗窃犯罪防控态势，分析近年来办理的盗窃案件类型特点、场所地域分布等情况，实地调研治安防盗现状，了解盗窃犯罪打击防控堵点难点，全面研判辖区盗窃犯罪整体发案趋势，会同公安机关共商治理“良方”。强化盗窃犯罪防控力度，针对性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推动公安机关与镇区司法所、综治办、城建局、社区等密切配合，共同加强对盗窃多发区域、时段、人员的定期巡查和实时监管，提升盗窃人防、物防、技防水平。
做实中端打击，优化精准治罪路径。一是发挥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前哨”作用，加强对公安机关证据把握不准的盗窃案件提前介入、预审把关。二是用好用活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采取“次数+数额+情节”的标准，综合考量盗窃动机、对象、次数、数额、手段、有无从重情节、是否盗窃成瘾等因素，对其中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深化与法院刑事审判庭的实务交流，就“扒窃”“多次盗窃”入罪标准等争议问题深入研讨，统一司法尺度，凝聚盗窃打击合力。三是全面准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累犯惯犯、团伙作案、盗窃老弱病残等案件，从严从重惩处。对情节轻微的“小偷小摸”行为，侧重发挥刑罚教育功能，实现纠偏与预防效果。
抓好末端延伸，释放闭环治理效能。一是强化盗窃案件行刑反向衔接，对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后仍需给予行政处罚的被不起诉人，同步向公安机关提出检察意见，及时给予行政处罚，增加盗窃违法犯罪成本，提升惩戒警示效果。二是分类帮教挽救罪错未成年人，与公安、妇联、团委等单位建立合作机制，靠前预防未成年人盗窃犯罪。开展“定制化”帮教，通过附条件不起诉、志愿服务、爱国主义教育等多元帮教举措，帮助涉罪未成年人重塑心志，远离违法犯罪。
盗窃犯罪治理的优化路径
盗窃犯罪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当前在精准治罪上还存在证据标准宽严程度不易把握、对“多次盗窃”的理解适用过于机械、关联犯罪惩处难等困境，需要从理念、体系、机制、能力四个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盗窃案件办理效能。
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理念，宽严相济惩治盗窃犯罪。在精准治罪上，应保持刑法的谦抑性，坚持罪责刑相适应，法理情相统一，以常识常情常理和逻辑为判断标准，准确界定犯罪。要完善盗窃犯罪逮捕、起诉案件办案指引，进一步规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统一量刑尺度。一方面，用好刑法第13条关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但书条款，恪守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边界，防止不当入罪。特别是对因生活所迫盗窃、多次盗窃数额较小、盗窃未遂等情形，结合行为人主观恶性、作案动机、犯罪对象、危害后果和认罪态度等因素，精准把握罪与非罪和起诉必要性。另一方面，用好用足批捕、起诉和量刑建议权，对于流窜作案、结伙作案、累犯、惯犯以及组织、控制未成年人盗窃、盗窃残疾人、孤寡老人、病人等财物的，依法从严从重处罚，该捕就捕、应诉即诉，保持对盗窃犯罪的高压态势。此外，发挥检察监督职能，强化对关联犯罪、上下游犯罪的深挖细查，查清团伙成员、销赃渠道等事实，通过监督立案、纠正漏捕、追诉漏犯等方式，全链条打击治理。用好刑事和解、保证金提存制度，加大追赃挽损力度，做好在办案全过程各环节对因盗窃犯罪引发的矛盾纠纷法治化实质性化解，做好盗窃犯罪治理的“后半篇文章”。
推动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从源头防控盗窃犯罪。一是履行谁办案谁普法的主体责任，针对盗窃案件多发领域做好宣传和风险提示工作，运用新媒体、法治宣讲等多种方式开展普法宣传，提升群众防盗意识。鼓励群众积极举报揭发涉嫌以销赃方式贱卖赃物等违法犯罪行为，在电动车停放点、地铁站、公交站等易发生盗窃的重点场所开展以案释法，震慑潜在违法犯罪分子。二是协调相关部门从人防、物防、技防入手，划定辖区内重点区域、公共场所的电动车专用停放位，推动专用停放区、人员密集公共场所的摄像监控全覆盖，全面提升防盗水平。三是督促职能部门进一步加大对二手市场等重点场所和有盗窃前科等重点人员的监管。通过办案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市场监管部门全面落实登记出售人和物品真实信息制度，规范二手市场交易。鼓励电动车生产商将智能技术应用到生产中，如GPS定位、电子锁等。建议公安机关对二手交易支付平台的数据异常进行分析，找出盗窃犯罪的线索，串并分析开展侦查，发现销赃及盗窃行为，实现对盗窃犯罪的全链条打击。
优化盗窃犯罪案件办理机制，提升轻罪案件办理效能。一是完善繁简分流和快速办理机制。对于案情简单的盗窃案件，要在确保公正的前提下精简办案流程，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以提高司法效率，尽快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当然，在办案中也要正确看待“好”与“快”的辩证关系，防止因“快”而降低证明标准，更不能图“轻”而任意缩减法定程序、减损诉讼参与人法定权利。二是完善与公安、法院的办案协同配合机制。进一步优化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加强与公安机关会商研判，组织开展打击盗窃电动车、公共交通工具扒窃等专项行动，引导侦查取证，提升办案质效。加强与法院会商研究，统一执法司法尺度和证明标准，实现同向发力。三是完善行刑反向衔接机制。加强与行政机关协调配合，紧盯不起诉案件的办理质效，做到对盗窃犯罪梯级处罚治理，避免“不诉了之”。在作出不起诉决定时同步通知公安机关相关处理情况，以便公安机关在被不起诉人释放时当场作出和执行行政处罚，确保处罚衔接顺畅。需提出检察意见的，及时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并做好跟踪落实工作。
做实数字检察和延伸办案职能，提升盗窃犯罪案件办理能力。强化大数据思维，让大数据等科技成果与轻罪案件办理深度融合，有力拓展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渠道。对内依托和归集检察机关内部数据，加速数据融合，在办理盗窃案件中借力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挖掘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线索。对外整合各领域可用数据，破除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建立与有关职能部门沟通协作信息共享，更好地参与盗窃犯罪社会治理。要善于在相关数据平台进行线索筛查，重点关注治安处罚结果、前科人员管理等信息平台，对公安机关公开的涉盗窃处罚文书进行全面审查，并依托办案需要研发和应用数据监督模型，探索建设变更强制措施监管、行政执法监督等业务系统。实践证明，数字检察是刑事检察高速发展的助推器，可实现个案监督—类案监督—社会治理的迭代提质增效，为检察机关依职权履职提供实现路径，并为发现、分析源头问题，促进源头治理提供有力的依据和支撑，推动实现精准办案、整体智治。
［作者为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本文系广东省人民检察院2024年度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盗窃犯罪的检察实践和现代化路径实证研究（GDJC2024033B）》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