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南唐董源的绢本山水画《潇湘图》
五代十国（907-97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中原王朝不断更迭，战乱对自然环境破坏严重，但一些有识之士也提出了对环境的保护措施，特别是南方政局相对稳定，尤以长江下游的吴、南唐以及吴越比较显著，人们对自然环境更为关注。
“国家不幸诗家幸”，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没有因为处于乱世而止步不前，在词、诗、小说以及音乐、绘画等方面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其中，词在这一时期取得的成就最高。这些词不乏山水风光、隐逸情趣等方面反映自然生态的题材，从中我们可以对那个乱世中的环境保护有形象的感知。
1.
春入神京万木芳，禁林莺语滑，蝶飞狂。晓花擎露妒啼妆，红日永，风和百花香。烟锁柳丝长，御沟澄碧水，转池塘。时时微雨洗风光，天衢远，到处引笙篁。
——和凝《小重山·春入神京万木芳》
这首词是和凝（898-955年）为后晋宰相时所作。上阕描绘了春日神京的明媚春色，首句点明时地，接着用“木”“花”“露”“红日”构成了一幅春景画，又用“莺语滑”“蝶飞狂”“风”，使静景增添动态。下阕着重写皇宫周边的春光：烟柳如丝，沟池澄碧，微雨洗尘，景象清丽。“御沟”与“禁林”相映，“微雨”与“红日”间出，时晴时雨，别有情致。最后两句，把自然景色与人间升平景象结合，春光大好，笙歌飞扬。全词妙声艳色，境界明朗，杨慎《花间词评注》评其“藻丽有富贵气”。
五代十国各朝各国虽战乱频繁，但也多注重劝课农桑、鼓励植树，并多依唐律，对毁坏林木的行为予以严惩。安史之乱和唐末战乱对北方的农桑造成了一定影响，随着社会安定，各朝都诏令种植林木。周显德三年（956年）八月下诏：“课民种树，其上户所种，每岁须及百本，其次降杀有差。”明确规定民户种植数量，便于官吏管理。同年下达种植行道树的诏令：“其京师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各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其次有差。”这一措施改善了都城开封的城市面貌。
据《资治通鉴》记载，吴国为了鼓励种桑养蚕，将“计亩输钱”改为“自余税悉输谷帛”，促使农民更多地植桑养蚕。南唐升元三年（939年）规定：“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通过奖励提高农民栽种桑树的积极性，虽比不上唐全盛时期，但也使“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拓满野，国以富强”。前后蜀国王建、孟昶先后下诏劝课农桑。据宋人黄休复《茅亭客话》记载，当时有蚕市15处，有大量的桑树苗出卖，蜀主王建眼红，想课重税获利，被臣下劝阻，认为这样将会严重影响桑蚕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当时蜀地桑树种植的广泛。
南唐亦十分重视蚕桑生产，种桑多不必交税，反而有奖励。吴越钱氏实行“保境安民”的国策，“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将闭关而修蚕织”，一心一意发展经济。江南农村出现了“桑麻蔽野”“春巷摘桑喧姹女”的盛况。在桑蚕业比较落后的岭南与福建地区，实行鼓励种桑养蚕的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后汉隐帝乾祐二年（949年）实行《广栽桑枣制》，以劝课农桑效果考核官员，并在广顺二年（952年）下诏：“诸道府州吏，勤加劝课……乡县百姓，依时耕种，栽接桑枣，勿纵游惰，务在精勤。”广顺三年（953年）下诏：“诸道州长吏，督民勉勤耕稼，有发膏腴之地，务添桑枣。”
开运二年（945年），后晋出帝批复中书舍人陶谷遏制乱砍滥伐之风的奏章有这样的内容：“……切欲劝农，以贸易于柴薪，多砍伐于桑枣，请行禁绝。”要求制定条例，禁止滥伐林木。《旧五代史·梁书·胡规传》也记载，后梁乾化元年（911年），右龙虎统军兼侍卫指挥使胡规在奉诏修洛河堤堰时，因砍伐百姓园林太甚，被河南尹张全义举奏，胡规因此被赐死。
2.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挼红杏蕊。斗鸭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冯延巳《谒金门·风乍起》
南唐著名词人冯延巳（903-960年），字正中，江都府（今江苏省扬州市）人，仕于南唐烈祖、中主二朝，三度入相。这首词用细致、委婉而又简练、生动的描写手法，形象地表现了少妇思念丈夫的心理活动，词中提及了鸳鸯、鸭、喜鹊等动物，体现了对动物的喜爱。
五代十国时期对野生动物的保护虽不如前代那么重视，但也遵从前朝关于时令禁捕的要求。据《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七》记载，乾化二年（912年）五月“丁亥，以慧星谪见”，诏曰：“宜令两京及诸州府，夏季内禁断屠宰及采捕。”据《五代会要》记载，后唐天成三年（928年）八月九日下诏：“天下州府至国忌日，并令不举乐、止刑罚、断屠宰。”这里的“国忌日”，即皇帝、皇后死亡的忌日，要求各州府实行禁屠。天成三年（928年）五月一日敇：“凡罗网弹射并诸代猎之具，比至冬初，并宜止绝，若有犯者，随处官吏科违禁之罪，起今后每二月敕，便作此敕，晓谕中外。”禁止在当年的五月至初冬这段时期生产和售卖网杀鸟兽的器具，如果有人违反，则连同当地的官吏一起处罚，并且规定以后每年都要执行此项规定。
据《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八》记载，长兴二年（931年）九月，“辛亥，诏五坊见在鹰隼之类，并可就山林解放，今后不许进献”。《旧五代史·五行志》还记载了对“鸜鹆”（雀形目椋鸟科，学名为鸲鹆）的保护，以灭蝗虫：汉乾祐元年（948年）七月，“开封府奏，阳武、雍丘、襄邑等县蝗，开封尹侯益遣人以酒肴致祭，寻为鸜鹆食之皆尽。敕禁罗弋鸜鹆，以其有吞蝗之异也”。
不过，禁捕并不是约束皇帝的，皇帝以狩猎为乐，大肆猎杀野生动物并不鲜见。据《新五代史·唐书·庄宗纪六》记载，庄宗李存勖同光二年（924年），八月辛未“帝畋于西苑”，“九月癸卯，畋于西北郊”，“冬十月戊辰，帝畋于西北郊”，“郓州奏，清河泛滥，坏庐舍。癸未，畋于石桥”……李存勖在5个月中7次狩猎，甚至在地方水灾期间也没有停止，每次狩猎规模浩大，不仅荒废了朝政，而且极大地损害了野生动物资源。
据《五代史补》记载，李存勖有一次在中牟县围猎，践踏庄稼无数，县令挺身拦截，存勖大怒，欲令将县令斩杀。按律，该县令犯有“指斥乘舆”的大不敬罪。当时，随唐庄宗围猎的伶人镜新磨，认为县令之罪不应列入十恶范畴，假装责备县令说：“你身为县令，既然知道天子好猎，怎么能让百姓在天子狩猎的土地上耕种呢？你为民请命，当真该杀！”其他伶官在一旁嬉笑讲和，李存勖听出伶官话语中的劝解之意，这才饶了县令一命。
“牛为耕稼之本，马即致远供军。”五代时期战事频繁，对牲畜的需求量大增，牛马是主要的生产、交通运输及军需工具，管理也更为严格，因而法律上对宰杀牲畜的行为也加重处罚，并出现了一些新的罪名。《唐律·厩库律》“故杀官私马牛”条规定故杀马牛的最高刑一般为徒刑，而五代时期故杀马牛的最高刑可至死刑，而且屠牛还同“十恶”“五逆”等一样，属于常赦所不免的犯罪。
据《五代会要·断屠钓》记载，后唐同光元年（923年）敕：“凡军人百姓，将牛、驴及马宰杀货卖，今后切要断除。如敢故违，便以擒捉，不问职分高低，所在处斩奏讫。”五代时期牛皮是制作兵甲的主要材料，贩牛皮为重罪，违者处以极刑。据《旧五代史·周书·冯道传》记载，刘知远在河东时，“大聚甲兵，禁牛皮，不得私贸易及民间盗用之。如有牛死，即时官纳其皮”。后汉建立后，颁布了“牛皮法”，贩卖牛皮一寸即处死。据《旧五代史·梁书·邓季筠、黄文靖传》记载，后梁乾化二年（912年），朱温驻跸相州阅马时，以邓季筠、黄文靖所部马瘦为由，将二人及军校一同当场斩首。
3.
画舸停桡，槿花篱外竹横桥。水上游人沙上女，回顾，笑指芭蕉林里住。
——欧阳炯《南乡子·画舸停桡》
欧阳炯（896-971年）在后蜀任中书舍人、散骑常侍，此词是他罢官后在南方乘舟游览时有感所作，诗作俨然一幅江南水景图：彩饰的小船停下船桨，槿花篱笆外，横着一座小竹桥，水上的游人问沙岸上的姑娘家住何处，姑娘回头笑着指向芭蕉林深处。
唐末至五代，北方黄河流域由于战乱破坏，加之无暇维护水利设施，原有的许多水利工程大都废坏，其中黄河水患危害最大。五代之后53年间，黄河决溢19次，平均不到三年便发生一次。有的决口是人为造成的，如后梁末年，为了防御晋军从下游渡河进攻汴州，将酸枣县（今河南延津）境内的黄河掘堤开口，“引河水东注，至于郓、濮”，“自是民罹水患”，“大河频决，漂荡人户，妨废农桑”。预防和治理黄河水患虽刻不容缓，但因战争及财力所限，五代各朝对黄河的治理大都采取防堵的方式，工程规模不大，只是在溃决时才临时派官负责堵塞修治，因此黄河堤岸隐患仍然很多。
后晋高祖天福二年（937年），有人奏请每年秋水上涨之时，令沿河两岸各地选上户为堤长，划分河段巡察，一年一替，发现小的隐漏，随时修补，当地县令每十日巡察一次。这个奏议得到部分采纳，但对每十日差县令巡察之事，因担心加重堤长负担而未采纳。这种体制虽有利于及时发现河堤隐患，但堤长的能力毕竟有限，且并未落实地方官员的防汛责任。天福七年（942年）又规定：“今后宜令沿河广晋府、开封府尹，逐处观察防御使、刺史等，并兼河堤使名额，任便差选职员，分擘勾当。有堤堰怯薄，水势冲注处，预先计整，不得临时失于防护。”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年）黄河决口，由于此次决口甚大，周世宗下决心整治，遂命宰相李谷亲自督治，出动民工6万人，是五代时期治河出动人力最多、工程量最大的一次。经过这次治理后，终五代之世至宋初，黄河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决口。
据《资治通鉴》记载，为了加强漕运和征伐南唐的淮南，周世宗曾经较大规模地整修过开封周围的水道。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十一月，“先命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发民夫因故堤疏导之，东至泗上；议者皆以为难成。上曰：‘数年之后，必获其利’”。五丈河原是唐武则天时所修，至五代时期已经淤浅断航。周世宗不仅重新恢复了这条水道，而且还将它与济水相连，使水路延长，“自是齐鲁之舟楫皆至京师”。
这一时期南方各国均重视水利建设。后梁开平四年（910年），吴越王钱镠在杭州城外筑捍海石塘，创造竹笼石塘技术并取得成功，使“堤岸既固，民居乃奠”。吴越时期太湖地区水患严重，由于太湖地势低洼，每当洪水发生时，太湖的出海通道吴淞江（松江）、东江、娄江出水极为不畅，使太湖周围地势低洼之地常遭水患威胁。吴越采取疏浚洪水出海通道的办法，设置都水营田司，主持治水事宜。
五代在继承《唐律》“失时不修堤防”条的基础上，对堤防失修的处罚更重。据《旧五代史·周书·太祖纪》记载，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内衣库使齐藏珍奉诏修河，不于役所部辖，私自于近县止宿。及报堤防危急，安寝不动，遂致横流”。齐藏珍因未及时修堤防，被开除公职发配边疆。
4.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李煜《忆江南》
李煜（937-978年）被称为“千古词帝”，其《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冠绝天下。这首《忆江南》是李煜亡国入宋被囚后创作的一首记梦词，抒写了梦中重温旧时游娱生活的欢乐和梦醒之后的悲恨，表达对故国繁华的追恋，其中也描写了上苑游玩、车水马龙、春光正好的城市景观。
五代时期汴州（今河南开封），后梁、晋、汉、周四个中原王朝相继以此为都，政治地位提升、人口增加、城市面积扩大，后又成为北宋都城。这一时期由于人口聚集，以至“民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盖寡”，“屋宇交连，街衢湫溢，入夏有暑湿之苦，冬居常多烟火之忧”，生活垃圾大量产生，居住环境十分恶劣。为了整治城市环境，对于侵占街巷的均以罪论处。据《五代会要·街巷》记载，长兴二年（931年）敕令：“其诸坊巷道两边，常须通得牛车。如有小小街巷，亦须通得车马来往，此外并不得辄有侵占……此后或更敢侵占，不计多少，宜委地分官司量罪科断。”
街衢走马是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的行为，在《唐律》已有“无故于城内街巷走车马”条，五代时期这一规定事实上已成具文。据《册府元龟·刑法部》记载，后晋天福三年（938年），刑部郎中马承翰上奏：“伏见都下衢街窄狭，人物殷繁，其有步履艰难，眼目昏暗，老者幼者，悉在其间。车马若纵于奔驰，生物必见于伤害……臣乞特降明诏，示谕内诸司以下及诸军巡，于街衢坊曲，并不得走马……如有故违走马者，不问是何色目人，并捉申所司请依律科断。”《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七（罗贯传）》记载了主管官吏对所管辖区域内的桥梁道路不加修缮，竟被处死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