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古来冲阵扶危主，只有常山赵子龙。”赵云是《三国演义》中一位智勇双全的英雄。关于赵云之雄才大略，小说中的描写不少，刘备伐吴的故事中，赵云力谏，虽然未果，但其中蕴含了一些方法论的启示，可探讨之。

　　话说曹操病死，曹丕自继王位，华歆等一班文武大臣，逼迫汉献帝禅让皇位于丕，丕受禅让，改国号大魏，汉室倾覆。蜀国诸将听闻曹丕篡位，乃拥立刘备为帝，按照历史的惯例，刘备假意推辞一番，欣然受了玉玺，改元章武元年，立妃吴氏为皇后，长子刘禅为太子；封次子刘永为鲁王，三子刘理为梁王；封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大小官吏，一一升赏，大赦天下，两川军民，无不欣跃。

　　登基礼成，新皇帝上任，当然要显显威风。刘备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关羽报仇。新皇帝降诏曰：“朕自桃园与关、张结义，誓同生死。不幸二弟云长，被东吴孙权所害。若不报仇，是负盟也。朕欲起倾国之兵，剪伐东吴，生擒逆贼，以雪此恨。”此时，赵子龙出列，再三劝谏：“国贼乃曹操，非孙权也。今曹丕篡汉，神人共怒。陛下可早图关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讨凶逆，则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若舍魏以伐吴，兵势一交，岂能骤解。愿陛下察之。”

　　刘备和赵云的分歧是方法论上的分歧。刘备使用了逻辑三段论的推理，即为结拜兄弟报仇称之为义；赵云则使用了利益衡平的方法，对事物进行公正、公平的评判，使其达到平衡状态。《三国演义》开篇即桃园三结义，刘关张誓同生死，情同手足，关羽为东吴陆逊设计所害，为其报仇，乃义之所在，诚如刘备所言：“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

　　在刘备伐吴这节故事中，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利益：一是讨伐曹魏的利益。曹操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起家，刘备则以汉室宗亲立命。曹操身死，曹丕篡位，作为汉室宗亲，刘备起兵伐魏，一方面可以正当化其自己登基为帝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可在与曹魏割据中占领道德的制高点。二是讨伐东吴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决策？一般而言，在单一利益的情况下，运用逻辑三段论得出的结论是恰当的，但在多种利益交织的情况下，仅凭逻辑三段论就不够了，还需斟酌各种利益的大小，以作决断。在本文引用的故事中，两种利益尚较为容易判断，赵云之言即表明了其判断两种利益何者为重的标准：“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由是观之，在此问题上，赵云较为理智，而刘备因惑于兄弟之情，一叶障目，考虑问题尚欠周全。

　　不仅在战略布局、行军布阵中会遇到上述多种利益抵牾、冲突的情况，在法律适用上也常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此时，仅靠逻辑三段论，难免挂一漏万，因此，须多种利益进行通盘考虑，以作出最优的选择。

　　问题是，多种利益如果并存，何者为优，何者为劣，如何衡平，须有一定之标准。对此，已有学者进行过系统的分析，比如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梁上上曾著有《利益的层次结构与利益衡量的展开》，专门探讨具体利益衡平的方法。在该文中，梁教授将需要衡量的因素归纳为“当事人的具体利益”、“群体利益”、“制度利益”（即法律制度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四种，并分别予以详细探讨。

　　所谓当事人的具体利益，是指案件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各种利益；所谓群体利益，则是指类似案件中对类似原告或类似被告作相似判决所生的利益；所谓制度利益，系指一项法律制度所固有的根本性利益，如婚姻制度的一夫一妻制和禁止重婚制度所表现出来的利益，著作权所要保护的作品具有独创性等制度所表现出来的利益等；所谓社会公共利益，则是指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利益，在内容上是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利益。上述四种利益构成了一定的层次结构，是一种由具体到抽象的递进关系，也是一种包容和被包容的关系。一般而言，后者的利益大于前者的利益，当前后两种利益产生抵牾、冲突时，应以后者为主要考量的因素。

　　按照上述利益衡平的具体方法分析，讨伐东吴的利益，仅系为兄弟报仇，乃属于“当事人的具体利益”，即使加上张飞以及刘关张的后辈，亦仅可勉强将之认定为“群体利益”。而征讨曹魏的利益，则涉及到封建制度这种当时基本社会制度的“制度利益”。因此，讨伐东吴系具体利益、较小的利益，讨伐曹魏系抽象利益、较大的利益，两者比较，赵云所谏为是，而刘备一意孤行为非。

　　利益衡平不仅仅只是一种智识上的游戏，它还是一种保障结论妥当性的机制。事实上，刘备执意为关羽报仇而讨伐东吴，结果被东吴陆逊大败于猇亭夷陵之地，刘备不得不退而据守白帝城。最后，刘备病死永安宫，以致诸葛孔明于《出师表》中哀叹：“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