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法系形成于秦朝，到隋唐时期逐步成熟”。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其法制在中国古代法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作为秦朝法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刑事证据制度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睡虎地秦墓竹简之《封诊式》对秦代刑事证据制度有大量记载，本文主要引用《封诊式》译文予以论述。

　　秦朝逐步形成中国古代刑事证据体系。秦朝司法官非常重视刑事证据的收集与使用，在总结以往刑事证据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刑事证据体系，主要包括：物证书证、被害人陈述与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等，为有效打击各种犯罪提供了证据基础。

　　物证书证。秦朝把物证、书证都规定为实物证据。《封诊式》记载，甲捆送丙到官府，并携带了一匹马和衣服，控告说：“丙盗窃了这匹马和衣服”，这匹马与衣服便是物证。《封诊式》另记载，一位司法官要掌握一名被审讯人的情况，于是“让了解情况的人依法查封看守，确实写录，将所录全部回报”。其中，“写录”就是一种书证。

　　证人证言。秦朝把证人证言作为一种独立的刑事证据。《封诊式》记载，一位“家吏”见证了家里婢女“强悍”的事实，到官府作证并表示：“丙强悍，请求对丙施以黥刑。”这位“家吏”便是证人。《封诊式》还记载了一起盗窃乙的“裾衣”案件，邻居向官府提供了证言：“曾见过乙有一件绵裾衣，用缪缯镶边，是新的。”该邻居向官府提供的被盗绵裾衣的信息就是一种证言。

　　被害人陈述与被告人供述。秦朝同样重视被害人陈述与被告人供述。《封诊式》记载了被害人甲的陈述与被告人丙的供述。甲是丙的父亲，丙是甲的“亲生子”，丙因不孝顺甲而被甲控告至官府。甲陈述：“亲生子同里士伍丙不孝，请求处以死刑。”丙供述：“是甲的亲生子，确实对甲不孝。”他们的陈述与供述都被记录在案。

　　鉴定结论。《封诊式》记载，“怀孕六个月”的甲与“大女子”丙斗殴，甲在斗殴中“胎儿流产”，甲送胎儿到官府，其“形如凝血，有从指到肘节长短，不能辨出是胎儿”，于是进行鉴定，结论确是胎儿，且“胎儿的头、身、臂、手指、左腿以至脚、脚趾都已像人”。此司法鉴定形成的鉴定结论正确且清晰，具有法律效力。

　　勘验笔录。秦朝的勘验笔录不同于书证和鉴定结论，是一种对于犯罪相关场所、物品、人身、尸体等情况的真实描述与文字记载。《封诊式》记载，司法官到被审讯人甲的家里进行勘验，还做了笔录。笔录的内容是，甲的房屋计有：“堂屋一间、卧室两间，都有门，房屋都用瓦盖，木构齐备，门前有桑树十株。”此笔录十分真实与周全。

　　秦朝重视刑事证据的收集与运用。秦朝司法机关在收集、运用刑事证据方面有着成熟的做法和丰富的规定，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此时刑事证据制度确已形成。

　　秦朝司法机关重视刑事证据的收集。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证据的收集主要靠人。《封诊式》记载，为了明确被告人的情况，秦朝司法机关发出文件，要求“某县负责人”查明被告人的情况，提供相关刑事证据，包括“确定其姓名、身份、籍贯、曾犯有何罪、判过什么刑罚或经赦免，再查问还有什么问题，有几次在簿籍上记录逃亡，逃亡和逋事各多少天”，还要求“派遣了解情况的人确实写录，将所录全部回报”。从该记载中可知，秦朝司法机关通过主动发文的形式收集被告人的相关情况，且目的十分明确，即要全面掌握被告人的前科情况，以便进一步定罪量刑。

　　秦朝司法机关重视收集被告人的口供，并将其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之一。秦朝司法官认为，不用刑讯的方法取得口供是最理想的状态。《封诊式》记载：“审理案件能根据记录的口供进行追查，不用拷打而察得犯人的真情，是最好的。”秦朝司法官还通过诘问的方法，确定被告人口供的真实性。当被告人不交代实情时，就要进行诘问，若被告人还不如实交代，就要考虑刑讯。“诘问到犯人词穷，多次欺骗，还改变口供，拒不服罪，依法应当拷打的，就施行拷打。”

　　秦朝司法机关在审判前与审判中都重视运用刑事证据。首先，运用在审判前收集到的证据，为抓捕犯罪嫌疑人与审判做准备。《封诊式》记载，司法机关运用自首人提供的证据逮捕相关犯罪嫌疑人。“某里公士甲自首说：‘于五月末和同住一里的士伍丙盗窃了某里士伍丁一千钱，没有其他过犯，前来自首，并告发丙。’当即命令史某前往将丙逮捕。”为审判这起盗窃案件做准备。其次，重视在审判中运用刑事证据，为定罪量刑提供依据。《封诊式》记载，司法机关在一起关于牛的争讼案件中将一头牛作为物证。“这是甲、乙的牛，丢失了，甲、乙都认为是自己的，一起带来争讼。当即命令史某检查牛的牙齿，牛已六岁。”这头牛成了审判这起案件的物证。

　　基于秦朝刑事证据制度的当代思考。秦朝的刑事证据制度虽距今遥远，但作为中华法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仍有值得思考品鉴之处。

　　刑事证据制度与司法官责任联系在一起。秦朝不仅形成了刑事证据制度，还强调司法官的责任。司法官因审判失误造成错判，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包括：“不直”“失刑”和“纵囚”。“不直”指司法官故意作出重罪轻判、轻罪重判的行为。“失刑”指司法官因过失作出重罪轻判、轻罪重判的行为。“纵囚”指司法官故意将有罪判为无罪的行为。可见，司法官不认真执行刑事证据制度，造成错判的，要被处以刑罚。秦朝的司法官责任为司法官严格执行刑事证据制度上了一道保险。

　　刑事证据制度是一种动态的制度。在中国古代，刑事证据制度处于动态演进状态。早在西周，就有重视收集刑事物证的记载。《周礼·秋官·司厉》记载，司厉有把“任器”“货贿”等物证收集、存放的义务，即“司厉，掌盗贼之任器货贿，辨其物，皆有数量，贾而楬之，入于司兵”。秦朝传承以往经验，并根据本朝实际情况形成了自己的刑事证据制度。

　　同时，秦朝的刑事证据制度还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唐朝也十分重视刑事物证的运用，甚至规定在物证确凿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定罪，《唐律疏议·断狱》规定：“若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即据状断之。”这一规定被唐之后的封建朝代延续采纳。秦朝的刑事证据制度在动态演进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可谓中国古代刑事证据制度的形成时期。

　　当代刑事司法仍需重视刑事证据制度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当前，正值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时期，刑事司法是其中的重要一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是刑事司法的重要原则，其前提是建立、健全刑事证据制度。同时，要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认真严格遵循刑事证据制度，不可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