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检察院检察官向外国客商普及中国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知识。　本报通讯员陈曦摄

　　“这个案子犯罪嫌疑人较多，各涉案人员国籍也不同，犯罪事实复杂，涉案资金数额巨大……”去年4月，我办理了一起涉及多名外籍犯罪嫌疑人的批捕案件。由于批捕案件的办案期限只有7天，要完成阅卷、聘请翻译、逐级层报通知使领馆、告知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提审、作出决定等多项工作，时间显得尤为紧张。但好在这个流程我已经非常熟悉，还有我们院涉外办案团队同事的协助，最终我顺利完成了相关工作。

　　义乌是世界小商品集散地，每年到义乌采购的境外客商超过56万人次，其中有超过1.5万人常驻义乌，分别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此庞大的境外客商数量，给涉外法治工作带来了挑战。相较于普通案件，涉外案件办理过程更加复杂，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问题，公众关注程度更高。为此，浙江省义乌市检察院早在2013年就成立了涉外案件办案团队，专门负责该类案件的办理。

　　“有没有好的翻译推荐一下？”

　　刚开始，团队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语言障碍。虽然团队里的检察官都有良好的英文素养，团队也配备了英文专业背景的检察官助理，但面对各国犯罪嫌疑人使用的五花八门的语言，大家也都犯了难。“这个犯罪嫌疑人不会中文、英文、俄文，有没有好的翻译推荐一下？”那时候，每当碰到语言不通的案子，我就变得非常焦虑，四处求助，甚至夜不能寐，毕竟翻译精准程度直接关系司法公正，绝不容一丝马虎。

　　为确保外籍犯罪嫌疑人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2014年，义乌市检察院联合多部门共建了诉讼翻译人才库，围绕保障外籍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权利问题，积极与法院、公安机关、外事办、翻译协会沟通协调，研究制定诉讼翻译聘请制度，细化了诉讼翻译的聘请原则、标准和程序。

　　记得有一个案件，一位外籍犯罪嫌疑人仅懂得豪萨语，我申请启动了特殊程序。借助义乌商贸区域优势，义乌市检察院选择若干口译能力较强的相关人员与外籍犯罪嫌疑人进行“一对一”交谈，经其认可后，商请有关单位以“个案授权”的形式确认相关人员以有关单位会员身份介入本案。这样“个案认证”翻译资格，既解决了诉讼翻译的司法资质，又保证了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的严肃性。

　　为提高诉讼效率，我们提前与翻译公司设计了《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告知书》《关于领事探视的声明书》等法律文书，并有英文、俄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多种版本以供选择。同时，义乌市检察院牵头与市法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等单位联合制定《关于办理外国人犯罪案件的若干意见》，从提供诉讼翻译、委托辩护人、报备和通报等方面分别对办案单位提出规范化要求，搭建外国人犯罪案件办理一体化平台。

　　“我想多了解一点中国法律”

　　“2019年2月，我在义乌接手了一家西餐厅，因为经营不善拖欠了员工工资。6月因家事回国了，后来，因为新冠疫情来不了中国。现在又来到中国，工资都结清了，为什么说我涉嫌犯罪？”2023年8月，在我办理的一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中，外籍犯罪嫌疑人愤懑地说。除了语言的隔阂，法律文化的差异在涉外案件的办理中也非常突出。该国使领馆工作人员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也同样提出了疑惑。

　　“一定要向犯罪嫌疑人做好释法说理。”我及时联系诉讼翻译，让他将我整理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相关法条、司法解释及一些司法判例书面翻译给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态度逐渐转变，表示愿意认罪认罚。同时，我与使领馆工作人员积极沟通，释法说理，并主动提出让人民监督员监督检察办案活动。

　　“按照中国的法律，你的行为已经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鉴于现已结清所欠工资，本院对你作出不起诉决定……”2023年9月，在人民监督员、使领馆工作人员等见证下，我当面向犯罪嫌疑人宣读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表示认可本案处理结果。

　　“我想多了解一点中国法律。”在办案中，我发现很多外籍人士受制于语言差异和专业壁垒，即使在中国生活多年对中国的法律常识也知之甚少。对此，义乌市检察院与翻译机构合作，制作了《外籍人士在义权益保护及犯罪预防指南》，并在国际商贸城、国际社区等外商集聚地定期发放。为了让他们更便捷地获得法律服务，我们联合多个国际社区组织全英文法治课，就在义乌外国人犯罪情况开展分析，结合频发犯罪所涉罪名进行针对性普法教育。

　　“涉外无小事，在办理涉外案件时，我们要在实体和程序上注意以下几点……”我在义乌市检察院牵头的涉外司法人员经验交流会上分享了几点办案感悟。这样的“圆桌会议”，我们每年都有好几场，一方面是对涉外案件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行研讨，统一执法司法尺度；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传帮带”过程，涉外法治人才成长需要时间、经历，更需要“灌溉”。

　　（讲述人：金建义　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检察官　整理人：陈曦　孙青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