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来，全国检察机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最高检党组领导下，在司法理念更新、检察改革、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其中，一大批优秀女检察官立足岗位，拼搏进取，绽放最美芳华。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杨再滔，北京市通州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李辰，党的二十大代表、浙江省湖州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章春燕三位女检察官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记者：请问三位嘉宾，为何选择成为一名检察官？

　　李辰：1995年，我考上中国政法大学，从那时起，我有了做一名检察官的理想。毕业后，我如愿进入检察系统工作，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份职业，我深深地感受到法律是“我知我信”“我知我爱”，也必将成为我终身所伴。

　　章春燕：大学毕业后我选择报考检察院，缘自论文答辩时老师的鼓励。回顾自己17年多的检察生涯，我特别感激并热爱这份职业。一方面，它能够满足我们维护公平正义的朴素愿望；另一方面，新时代检察工作的创新发展给每一位检察官更好发挥自身作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杨再滔：小时候，我就有一种“荡尽天下不平事”的感性向往；长大后，是一份理性的追求；工作后，更是一份不忘初心的坚持。

　　记者：请三位分享一下，工作中遇到过哪些印象深刻的办案故事，有哪些启发？

　　李辰：参加工作以来，我主要办理的是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大案要案。来到基层检察院后，办理更多的是人民群众操心、烦心、揪心的“小案”。比如，我们倾听农民工的诉求，帮助900多名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我们尽全力办好群众身边的“小案”，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办出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大效果”。

　　章春燕：2020年，我院未检检察官办理了一起寻衅滋事案，发现有两名涉案未成年人在滥用一种名叫“右美沙芬”的药物。我们启动了大数据分析，发现该案中竟有46名青少年滥用这类药物。我院先从市级维度推动涉未成年人药物滥用的药品监管公益诉讼类案办理，加强本地风险防控。而后，再层报工作信息，启动了省域的治理。最后，在一定程度上助力推动国家层面对这类药物的管制升级。

　　这起案件让我深刻体会到，当前“四大检察”系统审查的办案思维，融合监督一体推进的监督方式，让我们能在监督办案的同时推动社会治理，也能够有更多机会去实现检察监督的最大价值。

　　杨再滔：很久以前，我办理了一起故意杀妻案。丈夫进了看守所，剩下3个未成年子女。我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他非常抵触。当我问他有没有想念3个孩子时，他突然低声悔过：“检察官，我错了，请你帮我看一下3个孩子。”

　　了解过程中，我发现孩子的抚养权和生活保障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于是，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工作，解决了3个孩子的抚养权问题，做好了孩子们的后续财产保障。这起案件让我觉得，对一名办理重罪案件的检察官而言，不仅要履行追诉犯罪、保障人权的本职工作，还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让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得以修复。

　　记者：如何看待五年来的检察工作变化？

　　李辰：2021年，党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为持续推进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时代检察工作实现了职能重塑、机构重组，五年来，“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法律监督的全新布局拓宽了检察履职的广度。检察机关以更高水平能动履职，厚植党的执政根基，不负党和人民重托。

　　杨再滔：五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围绕“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的总体要求，自上而下展开系统性变革，以当事人视角创建“案-件比”质效评价体系，求极致、办精案，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章春燕：我们的司法环境、监督路径、服务方式等都发生了切实的转变。检察工作比以往更加聚焦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局、聚焦群众的期盼，积极实践从案件办理向社会治理模式转变，基层检察工作有了更加广阔的创新空间。

　　（本报北京3月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