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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一篇  下一篇 4 2014年8月11日 星期
在中国检察学研究会刑事诉讼监督专业委员会第五届主题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提出
厘清疑难问题:在规范中强化侦查监督
关仕新

    ■审查逮捕程序的诉讼化改革是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目前审查逮捕程序诉讼化规定还存在诸多问题,尚需继续探索和完善。 

    ■羁押必要性审查是一种羁押救济制度,具有诉讼监督属性,应在此理念下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配套机制。

    ■提前介入侦查具有较强的现实需求,但也需要进一步完善现行检警关系和有关制度。

    “修改后刑诉法进一步完善了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下称刑诉规则)进一步完善了配套制度。但从实施一年多来的情况看,一些地方的检察人员在执法标准把握、监督程序遵守、监督方式运用等方面还存在不够规范的问题,影响了侦查监督职能的发挥。其中,刑诉规则对于相关制度规定得不够细致明确,是一个重要原因。”在7月31日中国检察学研究会刑事诉讼监督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刑事诉讼监督主题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所长王守安作上述表示。他透露,最高检目前已经将刑诉规则的修订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希望本次研讨会能为刑诉规则的修订提供宝贵意见。 

    本次会议由中国检察学研究会刑事诉讼监督专业委员会主办,北京市检察院、北京市检察官协会、北京市诉讼法学研究会承办。与会专家围绕“侦查监督规范化发展”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审查逮捕模式的诉讼化有无必要深化 

    据与会专家介绍,修改后刑诉法进一步完善了逮捕的条件和审查逮捕的程序,确立了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辩护律师参与的规定,建立了在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羁押合法性问题的司法救济途径,在审查逮捕的程序上已初步建立起诉讼化的模式,提高了犯罪嫌疑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体现了保障人权的价值理念。与会人员聚焦的问题是,审查逮捕模式诉讼化有无必要深化? 

    山东工商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李慧英认为,从发展方向来看,审查逮捕程序的诉讼化改革是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由于受到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诸多因素的影响,审查逮捕程序诉讼化规定还存在诸多问题,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还不能充分参与到诉讼进程中来,羁押必要性审查还缺乏配套的工作机制,审查逮捕模式的诉讼化构建尚需继续探索和完善。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侦查监督二处副处长林静认为,为提高审查逮捕质量,增强审查逮捕的诉讼性、公开性和公正性,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在审查逮捕阶段建立听证制度,并就听证的案件范围、启动、程序、内容、效力等各个方面予以明确。 

    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表示,审查逮捕诉讼化能够满足强化侦查监督的需要、强化自身监督的需要、保证逮捕质量保障人权的需要,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审查逮捕,如何进行公开听证?全部案件公开审查不符合现实,应该采取渐进方式。此外,很多诉讼活动也都可以考虑采取诉讼化的方式,除了审查逮捕,提出刑事抗诉、申诉、提出民事行政抗诉等都可以引入诉讼化模式。但如何进行还需要系统性研究、统筹安排。 

    对于“重大案件”逮捕实行公开审查的观点,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副厅长黄卫平认为,逮捕案件公开审查的范围应该是针对疑难案件,有争议、比较复杂的案件,介于逮捕或者不逮捕之间的案件,等等。当然,各地检察机关情况不一样,实践情况比较复杂,应该因地制宜。 

    还有与会代表认为,应该完善多方参与的审查程序,并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对于辩护律师提出的无逮捕必要的理由,可区分情况分别由侦查机关和辩护律师承担举证责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刘计划教授认为,逮捕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审查应适用证据裁量规则。检察机关决定(批准)逮捕书中要对逮捕理由进行说明,确保逮捕必要性能够用证据予以证明,这是检察机关自身执法行为的规范化发展的需要。同时,审查时不仅要听取律师的意见,也要听取公安机关的意见。此外,逮捕审查“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情形应该不限于修改后刑诉法第86条规定的三种情形,而是一般情况下都应该讯问。从国外的立法情况看,涉及人身自由诉讼决定的作出,都必须要求犯罪嫌疑人面见裁判者,必须给其提供表达意见的机会。为了审查逮捕的职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些细节性规定都应该尽可能地完善。 

    中国检察学研究会刑事诉讼监督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卞建林认为,审查逮捕的诉讼化要考虑三方参与并满足表达权的充分实现,目前来说,需要强化律师、犯罪嫌疑人权利。不过,由于侦查是不公开的,对于审查逮捕是否进行听证仍需研究,对此法律没有作出要求,采取庭审模式也并不符合实践情况,但对于有公开必要、有社会影响力的案件,有必要采取听证方式。 

    北京市检察院检察长池强认为,应当进一步统一侦查监督的尺度。首先,应当转变证据审查模式。积极适应法庭“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审慎对待犯罪嫌疑人口供、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坚持在捕诉环节全面复核言词证据,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全面查明案件事实。其次,应当以诉讼化为方向,进一步完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的方式。对有较大影响和争议的审查逮捕、拟不起诉案件,探索采取听证的方式,听取多方意见,确保案件质量。第三,检察机关应从全局出发,积极与公安机关沟通,促使双方围绕捕诉条件达成共识,不能简单地不捕、不诉了事,从源头上防止不符合条件的案件进入诉讼流程,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 

    如何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 

    修改后刑诉法第93条新增了检察机关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规定。实践中,检察机关探索了一些新工作模式,例如“芝罘模式”,不过也产生了一些困惑。上海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研究室主任项谷认为,修改后刑诉法第93条规定与第94条、第95条、第96条和第97条共同构成了捕后处理、变更、撤销的制度体系。但是,在修改后刑诉法实施过程中,由于对第93条与相邻法条关系认识不清,易出现适用概念泛化、范围扩大的现象。为确保第93条及相邻条文的正确适用,需要对其之间的适用关系辨析明确。在法条排列顺序上,第93条虽然置于第94条、第95条、第96条、第97条之前,但在具体适用时应当后位适用。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副院长毕惜茜教授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既不是对原逮捕的复查,也不是为了纠正错误的逮捕决定,而是在原羁押的基础上审查有无继续羁押的必要性,基于此,此前的逮捕条件不能完全适用羁押必要性审查。由于在我国羁押是逮捕的法律后果,逮捕必要性的规定依然适用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修改后刑诉法规定七个方面的逮捕条件,这也是判断有无继续羁押必要的条件。但必须看到,如果立法仅细化了肯定性条件,而没有同时规定否定性条件,实践中还是不能认为逮捕羁押条件有明确规定。建议借鉴美国审查逮捕和评估社会危险性的标准,比如,美国在决定是否保释或羁押时,对被告人个体情况考量较多,包括是否有稳定住址、收入情况、健康和精神状况等。我国羁押审查标准也应对犯罪嫌疑人个人及家庭情况进行综合考量、评估。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院长胡铭教授补充道,在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认识上,需要更新理念:对逮捕条件审查的顺序,应先审查其社会危险性,这是重点,然后再审查罪责和证据条件。同时,应将书面审查改为以言词审查为主、采用对抗式审查模式。至于是否采用听证程序,结合效率问题,还需要根据具体案情决定,需要注意的是听证程序不等于采用庭审模式进行审查。 

    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厅厅长袁其国表示,从修改后刑诉法施行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运行实践来看,还存在许多问题,如:各地检察机关及检察人员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概念、性质等仍存在模糊或者错误认识,现有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内部职责分工不合理,工作机制尚不完善。因此,首先,应厘清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概念和性质。羁押必要性审查是一种羁押救济制度,具有诉讼监督属性,而非诉讼职能,其结论具有非强制性。其次,要发挥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作用,实现其功能价值,而不致使修改后刑诉法第93条的规定被虚置,必须建立健全羁押必要性审查配套工作机制。具体而言,一是建立健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工作机制。二是健全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内部协作配合机制。三是建立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羁押必要性审查外部协调配合机制。四是建立健全羁押必要性审查后续监管配套机制。五是健全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考评奖惩机制。六是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人财物保障机制。 

    卞建林总结认为,羁押必要性审查是检察机关行使的一项诉讼监督职能,它是一种建议权而非决定权,属于诉讼监督的一部分。 

    提前介入侦查机制有无检讨必要 

    理论上讲,检察机关通过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可以起到规范侦查的效果,但对于是否实行提前介入侦查机制,理论和实践中一直都存在争议。专家介绍,提前介入机制因为立法的原则化、配套司法解释的缺失,以及司法实践操作的不规范,面临着三大困惑:对机制使命的迷茫、介入必要性把握的争议、实践操作的混乱。 

    辽宁省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任文松认为,我国缺乏类似西方国家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程序,导致了侦查权缺乏外部有效的监督。因此,建立检察引导侦查机制,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无疑是在当前诉讼模式下的最优选择。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主体,检察机关基于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既需要依法监督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也需要同侦查机关配合共同打击刑事犯罪。由此检察引导侦查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监督纠正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二是提出固定和完善已收集证据的建议。三是促进侦查与检察环节的程序衔接。 

    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袁枫认为,首先,检察机关介入的案件范围不宜作过于统一的规范,而应充分照顾我国各地司法实践资源现状,由各司法行政区域单位进行区域化的规范。一般而言,以下几类案件应纳入介入案件范围:一是涉案人员众多的聚众型恶性犯罪;二是取证困难或法律适用有明显分歧的新型疑难复杂案件;三是严重危害社会公众安全的涉黑、涉暴、涉恐犯罪;四是重大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五是特殊时期或敏感时期的社会焦点案件。其次,应根据案件类型确定介入时机。一是犯罪现场勘查可能对侦查取证具有重大价值的案件,应从现场勘查开始介入,二是对法律适用可能争议较大的案件,应从立案之时开始介入;三是对重要定案证据应从开始收集时介入;四是对口供应用重要的案件,应从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开始介入,等等。 

    “从诉讼职能上,公诉引导侦查具有合理性,在某种意义上,侦查要为公诉服务。”卞建林表示。总的来说,对于提前介入侦查机制,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具有较强的现实需求,但也需要进一步完善现行检警关系和有关制度。 

    国家检察官学院教授徐鹤喃认为,提前介入侦查机制问题实际是检警关系问题,但是,无论是从实践疑难、成功经验进行分析,还是通过实证分析、制度建构进行研究论证,都离不开科学的研究方法。方法决定了结论,因此,要慎重地采用合适的方法进行研究。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万春认为,对于提前介入侦查等实践问题,应坚持刑事诉讼监督理论研究的“两点论”,即坚持检察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点论”很好地纠正了检察调研“形而上”、脱离实践的偏颇现象,强化了与实务的结合。刑事诉讼监督制度的完善,既离不开基础理论的指导,也离不开应用理论的发展。应始终坚持这个基本方向,并向纵深化和精细化推进。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深入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厘清监督与制约、分工与配合等权力配置和运行规律,为完善刑事诉讼监督制度提供基础理论层面的指导。另一方面,又要注重应用理论研究,特别是要结合贯彻实施修改后刑诉法,加强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不断健全配套制度机制,实现刑事诉讼监督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的紧密结合和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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