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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构建中的乡土情结
傅达林

    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当中,梁漱溟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一生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因而被誉为“最后的儒家”;其毕生精力都矢志于那并不算成功的乡村重建。在解决中国现代化困境的方案中,他身体力行地将重心放在了农村,这对当代中国的法治构建启发良多。 

    历史上礼崩乐坏的时代,总是距离国家政权最远的乡村保持了国家礼治秩序的渊源香火绵延。孔子有言:“礼失而求诸野”,表达了国家秩序构建中民间渠道的重要价值。然而自近现代中国取法西域以来,各种法律制度概念与技术的引进,大多是在“富国强军”的诉求下由政治权威主导,缺乏对那些与民族利益“相隔甚远”的乡村的关注。随着民族危机的化解,这套引进的、尚不成熟的法治体系,必然遇到深藏于乡村之野的秩序原理的抵抗,出现一种秩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电影《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等,都可视为此种冲突的艺术表现。 

    摆在中国秩序构建者面前的,一种是经由“城市生活”而发生的外来型法治,一种则是立足“乡土生活”而积淀的内发型礼治,如何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是一道千古难题。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解构下,这道难题解不好,就会出现秩序失范、文明退化的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构建,很大程度上是立足于城市需要,而缺乏对农村乡土结构变迁的敏锐把握。这种“城市先法治起来”的路径,虽然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法治模型,但却不能恰切地为“9亿农民”提供心灵归属。与城市法律的蓬勃生长相反,农村在汹涌的市场经济冲击下,传统维系乡土秩序的各种乡俗民约、家法族规等规则却面临解体,城市人所设计的法治则犹如“海市蜃楼”,如此造就了转型期内乡土秩序的真空。梁漱溟有个十分形象而深刻的比喻,他说:“中国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强似铁钩。亦许握铁钩的人,好心好意来帮豆腐的忙;但是不帮忙还好点,一帮忙,豆腐必定要受伤。”可见,一味强调对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输入,可能适得其反。当旧有秩序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尚未形成,农村走到了法治的“三岔口”。当前,农村频频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和上访案例,就充分印证了这种现状。 

    任何国家的法治构建,都不可能确立在单项文化引进层面,而是包含着多方面的创造与探索。衡量中国法治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契合中国的国情。而中国最为显著的国情之一,仍旧未根本上脱离梁漱溟当年的判断:“中国社会——村落社会也。求所谓中国者,不于是三十万村落其焉求之。”而且,由户籍发端的城乡壁垒造就了差距过大的制度鸿沟,使得城市人与乡村人在同样的法律治理下,得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在一元化的制度变革中,法治建设者希望能够以统一的法律弥合这种差别,但其忽略的是,这种法律本身更多是以城市生活为基础,缺乏对广大农村深层次的体察与认知。 

    中国的国情最集中体现在农村,这里沉淀有数千年的文化传统,生长有源源不息的秩序稳定基因,暗藏着与西方法治文明完全迥异的大众心理。而引进的西方法治成果,多立足城邦政制的民主体制、宗教信仰的传统和公民社会的文化心理,在此基础上生长出来的现代法治文明,很难自然而然地被移植到乡土中国的土壤上。法律的生命在于其与本土社会的内在联系,失去社会土壤,法治将无从生根。在寻求中国秩序的重构过程中,对中国国情的把握无论如何都不能脱离对乡村的关照。在“中国化”的背景下构建法治,除了要把握好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还不能忽视城乡二元分割这一特殊国情。 

    因此,在社会治理资源多元化的格局中,中国法治的双重任务可能是,既要吸收借鉴西方社会为人类贡献出的法治文明成果,又要开辟出中国乡土社会自己的法治路径并为人类作出自己的贡献。而当前中国法治的整体构建,无疑需要更多的走进乡村,深入乡间展开田野调查。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从梁漱溟的乡建理论到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还是从夏勇等人的《走向权利的时代》到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送法下乡》,这些面向乡村或包含乡村的秩序理性研究成果,无疑具有更深层的指导价值。 

    中国未来的法治图景,不光是阳春白雪,更应该有下里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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