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信力之缺乏，仿佛近几年才被惊觉。

　　当司法机关新起了大楼、改换了服装、掂起了法槌，当那些表明司法权威的符号一应俱全之后，一些在舆论的漩涡中打转的案件，却让我们清楚看到司法“软实力”的不足。司法机关面临的尴尬是：一遇到社会广泛关注的司法案件，立即会有成千上万双眼睛将怀疑的眼光投射到司法上。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处理招致的常常是质疑与声讨，那些质疑与声讨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意见：不相信司法裁决背后没有偏袒、不相信司法机关认定的事实合法合理、不相信司法能够给社会一个公道……总而言之，我不相信！

　　如果我们进一步探寻，不难发现：这种不信任，并不是随几桩引起社会瞩目的案件而来的，它早就悄然存在，成为社会的一种潜流；人们对司法的普遍疑虑，是长期以来司法没有建立起应有的公信力或者公信力流失的结果。这种怀疑，日常性地腐蚀着我国法治的基础，并不是随案件偶然泄露“春光”突然爆发的一种民意反应。

　　既然如此，就需追问司法的公信力何以匮乏。无论给出怎样的答案，恐怕不能将其单纯归咎于草民百姓对司法不了解乃至误解，更多的，还是应从司法自身查找原因。

　　司法的公信力是与法律的权威相一致的，当法律是橡皮泥任人揉搓的时候，司法也就成了民众眼中的“银样?J枪头”。法律要有权威，就应当是良法，法之不良，就会制造出破坏、抗制的力量，以秦之苛法治世，最终得到的是反抗的力量对这种法制的摧毁。有了良法之后，需要官与民共信共守，这就要求官与民都在法律的治下。破坏法制者，若为无权势之小民，送官追究，法制可获保全；若为威福之大人，无法究治，法制便遭摧折。在官大过法的状态下，法律的权威就不复存在。法律没有了权威，以职司法律为己任的司法机关，当然也就没有了权威，民众对司法的轻蔑就随之增长。

　　当年，德国磨坊主拒绝拆迁并声言倘若皇帝强拆就诉诸法院，据说威廉一世闻之大喜，曰：“吾国民如此信赖法律！”这里的“法律”可以用“法院”以及其他司法机构来替代而意思不变，当法律的权威高过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民众自然将公道寄希望于司法机构而不是某位官场人物。因此，我国法治初创期，国家和社会治理方式由人治、人法共治转向法治，在这个过程中应当首重法律的权威，而不是人的权威。

　　法律权威，要通过严格遵守和落实法律来树立，司法权威也是如此。谈到司法权威，许多人误以为司法专横就是司法权威，误以为“一锤定音，不容辩驳”就是权威，案件错了也不纠正就有威信。其实，司法能够给社会带来的利益不是创造财富，而是主持公道，没有了公道，就只有专断而不会有心悦诚服的尊敬，也就没有了司法权威。

　　司法不可欺民，要维护法律与司法的权威，司法所能做到、所应做到的，是示民以信，此商鞅移木赠金之故智，司法者不可不知。司法要示民以信，自己先要尊重法律的权威。司法机关担负执行法律之责，自身必须严格遵循法律，才能对社会产生一种好的示范作用，并赢得社会的普遍尊重。民众对司法之疑虑，每因对司法机关自身能否恪守法律有所疑虑，这一疑虑之消除，依靠的是司法机关切实做到行事以法律为圭臬。司法为法立信，法律权威得以维护，司法公信力也便因此而起。孔子《礼记?礼运?大同篇》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里的“讲信修睦”意思是讲究信用，谋求和睦，本来是就对外关系而言的，但也不妨用于内政，现代社会的安定和睦，也需要政府部门以自己的行为确立起国家诚信，司法机关遵守并落实法律，就是为国家确立信用。

　　有了良法，还需择良人以司法。在法治成熟国家，民众对法律的信心与司法官深得民众信赖有密切联系。有学者言：英国司法享有盛誉，被认为是公正、安定与尊严，致此之由主要有三：人民教育程度高，有优良的民主法治的风度修养与习惯；法院能严格遵守司法程序与规则，使司法尊严得以维持；法官和律师的素质高、品德良、能力强，独立公正、人格完整，使司法制度步入良好轨道，受到社会的高度崇敬。一位英国爵士意味深长地说：“英国刑事司法因各界民众对英国法官的完美无瑕――他们完全不受来自官方的压力和腐败的影响――深予信赖而得到广泛拥护和尊重。”这里所言，就是司法者的素质与社会公信力的关系。

　　总之，司法权威，如果没有社会的尊重与信赖托住，就是建在流沙上的塔，置于风中的蜡烛。媒体造势、网络宣传，并不能唤起民众对司法的信赖，司法要取信于民，靠的是一桩桩、一件件案件还人以公道，才能集腋成信任之裘，滴水穿怀疑之石，这个过程一定是不显眼的、缓慢的。要晓得，司法的公信力的唤回，就像它的流失一样，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

　　特别是，司法公信力不是“秀”出来的，也与标语口号无关。

　　（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