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琇像

　　在中国古代官僚体系中，监察官员被寄予“纠察百官、风宪天下”的制度期待。不过，在高度集中的皇权结构下，监察官员的履职与命运也充满不确定性。清代御史郭琇，便是这一制度环境下颇具代表性的人物。

　　郭琇（1638年—1715年），字瑞甫，号华野，山东即墨人。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及第，十八年（1679年）授江南吴江知县，后历任江南道御史、佥都御史、吏部侍郎、左都御史、湖广总督等职，以直言敢谏、屡劾权贵著称，有“铁面御史”之称。郭琇因“三疏”震动朝野，也因“三案”仕途跌宕。《清史稿·郭琇》评其际遇：“直道难行，不其然哉！”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郭琇以一篇《参河臣疏》弹劾河道总督靳辅及其幕僚陈潢“蠧国累民”，主要罪状包括：治河无功耗费巨帑、假借屯垦侵夺民田，并蓄意阻挠下河治理工程。郭琇请求朝廷立撤两人，另选贤能，安抚万民。弹劾靳辅，一方面是因其在治河过程中摊派劳役、侵扰百姓，引发民怨，触动了郭琇对江南民生疾苦的同情；另一方面则是因靳辅是大学士纳兰明珠政治集团的重要成员，郭琇对他的纠弹实为其准备参劾明珠的投石问路之举。不久后，郭琇便上呈《纠大臣疏》，弹劾大学士明珠、余国柱等人“背公结党、纳贿营私”，列举其阁中票拟任意、市恩立威结党营私、联结党羽把持朝政、河工结党庇防、科道受其牵制、阴鸷忌害言官等罪状，后明珠被罢官，余国柱等人被逐回原籍。康熙二十七年三月，靳辅亦被革职。郭琇也因此受到康熙皇帝的器重，不久后升任左都御史。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郭琇又上呈《参近臣疏》，弹劾少詹事高士奇、原任右都御史王鸿绪、给事中何楷、修撰陈之龙、编修王顼龄等人结党营私、贪污受贿，使高士奇等人被免官。

　　短短一年多时间里，郭琇以三封奏疏先后弹劾一干权臣，展现了他不畏权贵、敢于直谏的铮铮铁骨，也让时人及后世对其“直臣”形象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三疏成就了郭琇的御史传奇，也为其仕途埋下危机，随后接连爆发的“私书案”“冒名案”“漕粮案”使其仕途急转直下。

　　就在第三疏上呈后不久，“私书案”爆发。御史张星法弹劾山东巡抚钱珏贪污受贿，钱珏辩称此实为郭琇指使的诬陷之词。缘由是郭琇曾写信向钱珏举荐即墨知县高上达等多人，被钱珏拒绝后怀恨在心，指使张星法诬陷弹劾钱珏。郭琇虽上疏自辩，但仍被认定有罪应革职处分，经康熙宽宥，被降五级调用。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郭琇奉旨辞官。但未及返乡，当年八月又爆发了“冒名案”与“漕粮案”。因郭琇曾任职的吴江县发生漕粮亏空，江宁巡抚洪之杰认为此事涉及郭琇，便发文到山东，要求押解郭琇前往对质。时任山东巡抚佛伦是曾被弹劾的明珠党羽，便借机弹劾郭琇违反规定滞留京城，妄图谋取任用，请求将其革职拿问。佛伦还上疏诬告，称郭琇伯父郭尔印曾为明末御史黄宗昌家的奴仆，郭琇之父郭景昌原名郭尔标，曾因加入贼党而被正法，郭琇私自更改父亲的名字为其申请诰封，应予追夺。吏部未经查实，即按佛伦所请革除郭琇顶戴，将其逮捕押往江宁审查治罪。虽然漕粮亏空并非郭琇所为，但他仍被部议充军。直至康熙下旨宽免其罪，才得以回乡。

　　郭琇从青云直上到一落千丈的戏剧性转折，不仅是其个人命运的沉浮，也反映出清代监察制度运行的深层困境。

　　首先，清代监察权不具备独立地位。表面看，御史手握纠弹大权，但弹劾能否成功，取决于皇帝的政治考量。郭琇三疏的势如破竹根本上源自康熙“抑党争”的需求。据康熙朝重臣李光地记载，“郭琇先参明珠、余国柱，是高（士奇）、徐（乾学）先说明白，疏稿先呈皇上，上改几字而始上。”而当郭琇不再为皇权所需，便失去信任，仕途随之受挫。可见，在监察权依附于皇权的结构下，皇帝的判断成为制度运行的关键变量，监察官员纠察百官的权力，只是皇权延伸的工具。这种“向上负责”而非对制度或法律负责的结构，扭曲了监察制度的初衷，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监察制度应有的制衡功能。

　　其次，清代对监察官员缺乏有效的制度性保障。清立国后吸取明亡教训，自顺治以来禁止“风闻言事”（古代御史等任监察职务的官员可以根据传闻进谏或弹劾官吏）。康熙虽于二十六年（1687年）十一月下诏重开风闻言事，允许科道官“以风闻入奏”。但在执行中，标准充满弹性。当需要整顿吏治时，鼓励御史风闻入奏；一旦涉及皇权稳定或派系平衡，御史又可能因“所奏不实”而遭受惩罚，甚至被扣上“诬劾”罪名。对亲信重臣，即便查有实据亦被要求“不得滥行牵连”，但对失势官员，则任由风闻入罪。郭琇在重获启用后，曾为“冒名案”申诉，经康熙当面质询，佛伦才承认当年“止据访闻题参、并无实据”。风闻之官却遭风闻之害，恰是缺乏有效制度保障的体现。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