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牵头组成多元调解团队，“面对面”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联合化解矛盾纠纷。

　　从检多年，我办理过不少案件，有一起“小案”令我印象深刻，感悟颇深。

　　“检察官，我们真的知道错了，能不能给孩子爸一个机会？全家老小都指望着他……”2023年初春，在我院信访接待室里，杨某的妻子眼眶泛红，声音哽咽。一旁，被害人王某则面色沉重：“不是钱的事！这几年我受了多少噪声折磨，现在腿也受伤，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看着眼前这对积怨已久的昔日邻居，我意识到，这起看似简单的故意伤害案背后牵扯着两个家庭的生计与安宁。

　　杨某与王某系上下楼邻居。杨某的两名幼子平日在家跑跳玩耍，产生的噪声干扰了楼下王某的日常休息，双方多次沟通未果，矛盾日益累积。2022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六清晨，王某再次上门理论，言语争执间双方发生撕扯，杨某情绪失控踢打王某腿部，致其左腓骨近端骨折，经鉴定构成轻伤二级。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杨某刑事拘留后提请我院批准逮捕。

　　审查案卷时，事实与证据看似清晰，但我通过走访社区、与双方家属沟通，了解到更复杂的境况：杨某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父母年迈，子女幼小，妻子无业，本就家境困窘。案发后，杨某虽然愿意赔偿，却难以满足王某因长期积怨提出的较高赔偿数额。王某则深感身心受创，赔偿诉求中掺杂着多年的不满。侦查阶段数次调解失败，矛盾化解似乎陷入僵局。

　　捕，还是不捕？我陷入沉思。若批捕，杨某家庭可能陷入绝境，两家邻里关系亦将彻底破裂；若不捕，又该如何平复王某的激烈情绪？我知道，在短短7天的审查逮捕期限内，必须找到依法办案与化解矛盾的交汇点。

　　经反复权衡，我决定尝试一条新路——引导杨某家属将赔偿款予以提存。我向杨某妻子解释，将款项提存至第三方指定账户，既能向王某展示赔偿诚意，也能作为评估杨某社会危险性的重要考量。杨家竭尽全力凑齐10万元办理了提存。我拿着提存凭证，再次与王某沟通，说明这笔钱已专项保管，确保其民事赔偿权益不受影响。王某的情绪虽未完全平复，但心中顾虑稍减。

　　综合考量案件情节、杨某悔罪态度、家庭情况及赔偿保证金提存等因素，我院最终于2023年2月依法对杨某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同时，我向王某耐心释法说理，并承诺检察机关将继续推动矛盾化解。

　　不批准逮捕不是终点。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我立即将重心转向促进双方刑事和解。我主动对接辖区司法局调解中心，联合侦查人员、社区网格员、物业负责人，并邀请人大代表参与，组成多元调解团队。我们多次组织双方面对面交流，耐心倾听各自诉求，疏导王某长期因噪声困扰遭受的心理苦楚，也让杨某一家深刻认识到错误，体谅对方的感受。调解不仅聚焦赔偿，更直指矛盾根源。我们建议并督促杨某家在孩子活动区域铺设降噪垫，调整生活细节，切实减少扰民因素。这一务实举措，让王某看到了对方修复关系的诚意。

　　历经多次耐心沟通，双方态度终于逐渐缓和。王某表示：“看到你们检察官为这事尽心尽力，我心里好受多了。毕竟远亲不如近邻。”杨某一家则诚恳道歉，承诺今后一定注意邻里和睦。双方最终握手言和，签署了刑事和解协议。

　　基于杨某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获得谅解且矛盾已实质性化解等情节，我院于2024年3月依法对其提起公诉，并提出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于2024年5月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适用缓刑。判决后，双方均息诉服判，破裂的邻里关系得以修复。

　　这起案件的办理让我深切感受到，邻里纠纷案件若简单处置，易使矛盾陷入“死局”。我们以“摸底、借力、共情”为抓手，将轻罪案件治理理念融入高质效办案全过程。以该案办理为契机，我院与公安机关、司法局等单位建立协作机制，推动建立《刑事案件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办法》《轻微刑事案件赔偿保证金制度》等配套制度，让轻罪案件矛盾化解更具操作性和规范性。这正体现了新时代检察履职践行“枫桥经验”的努力。我们将继续用心用情办好每一起关乎民生的“小案”，以检察工作的高质效，守护好人民群众的“大平安”。

　　（口述人单位：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