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运用建筑工程领域“劳务碰瓷”监督治理法律监督模型办理案件。
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检察官走访了解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上牌进度。
在2026年1月举行的浙江省两会上，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提出，着力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积极培育一流创新生态。杭州市余杭区作为“浙江经济第一区”和“杭州城市新中心”，近年来一直积极以新质生产力锻造为突破口，坚决扛起“经济大区勇挑大梁”的使命担当，汇聚起新技术迭代突破、新业态加速涌现、新人群集聚扎根的强大发展动能。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余杭区检察院主动融入发展大局，以“多维履职+系统治理”为路径，通过高质效办案促进社会治理，为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慧化注入了鲜活的检察力量。
“一书四报告”成“好参谋”
如今，随着余杭区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陆续上牌、上保险，快递小哥们工作起来更安心了。这一变化得益于余杭区检察院制发的一份检察建议。
2024年4月23日，根据相关协同机制，一起快递员杨某致他人重伤的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线索，被余杭区总工会移送至余杭区检察院。该院行政检察部门检察官李剑第一时间对案卷进行审查，发现交警认定杨某驾驶的是依法不予登记、制动及照明信号装置不符合技术标准的轻便正三轮载货摩托车。但是，根据《浙江省快递业促进条例》规定，从业人员必须使用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才能上路。
案件中的这一细节是个案情况还是普遍问题呢？带着疑问，李剑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她深入辖区快递经营企业、驿站，与相关人员面对面了解情况，发现部分快递经营企业以“承包”“承揽”等形式与快递员签订协议，约定一切责任由快递员自行承担。而快递员为了节约成本，往往自行购置轻便正三轮载货摩托车，在没有上牌上保险的情况下运营，法律风险极大，安全隐患不容小觑。
一辆快递车不仅装载着一个个包裹，也关系到快递员和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如何“由车及人”，垒筑快递“最后一公里”安全防线？李剑陷入沉思。2024年7月，经过研究，余杭区检察院依法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开展快递服务车辆整改规范行动，消除安全隐患。同年9月，该院又联合邮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召开联席会议，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快递业使用违规电动三轮车隐患排查和联合执法，指导快递经营企业完善“车+人”保险保障体系。
截至2025年12月，余杭区检察院已推动快递专用车上牌2800余辆，监督相关部门实现“一车一牌一码”智能化管理，并完善“车+人”保险保障体系，切实保障快递行业从业者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实现了个案监督向类案治理、系统治理的延伸。
在余杭区检察院，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该院检察官早已形成一个共识，每办理一起案件都会多想一步：案件背后有没有行业通病，能否从根本上解决？随着基层社会治理日益纷繁复杂，单一办案模式已经难以破解深层次、普遍性问题。为此，余杭区检察院立足检察职能，创新建立“一书四报告”制度——以检察建议书、检察信息要情专报、法律监督年度报告、刑事综合分析报告及其他专项报告为载体，将个案办理中的“点”上问题转化为类案治理的“面”上成果，以高质效履职破解基层治理痛点。
从“一书四报告”的机制搭建到具体行业治理，余杭区检察院以个案办理为切入点，通过检察建议、专题报告等形式，从问题中找到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良策。据统计，2023年以来，该院通过“一书四报告”机制报送专报和送达检察建议29篇（件），提出建议114条，成为当地政府开展基层社会治理的“好参谋”。
“人大+检察”联动共治
“1∶12，达标。”2025年4月29日，杭州绿汀路地铁站B出入口，余杭区人大代表陈荣伟手持卷尺，与检察官一起蹲身测量地铁口缘石坡道的坡度。直到此刻，陈荣伟才终于松了口气。这场“毫米级”验收的背后，凝聚着余杭区检察院与人大代表的携手攻坚与不懈努力。
2023年，余杭区检察院工作人员梳理人大代表建议时，关注到陈荣伟提交的一份《关于继续完善无障碍设施的建议》。该《建议》指出，有些无障碍设施设置不规范，无法满足特定群体需求。“虽然无障碍设施已广泛铺设，但有不少设施没有实现应有的价值。所以我们不能止步于建成，还要想办法物尽其用。”陈荣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考虑到特定群体权益保障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也是城市温度的直接体现，余杭区检察院依托代表建议与公益诉讼检察建议衔接转化工作机制，决定将陈荣伟的建议转化为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并邀请余杭区残联工作人员、“益心为公”志愿者和特定群体代表一起实地走访。“我们调查发现，医院附近部分盲道存在缺损，那一带周边公交站、地铁站盲道设施也不够完善，进出站口台阶高度也不符合标准。”办案检察官陈华兵回忆说。
事关特定群体权益，不容丝毫马虎。2023年12月，余杭区检察院立即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职，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管责任。2024年9月，缺失的盲道终于补齐，地铁站进出站口台阶高度也得到调整。但由于公交站附近的无障碍设施整改难度较大，一时仍未整改到位。
针对这一情况，2024年11月，在余杭区检察院牵头下，陈荣伟和余杭区残联相关负责人、“益心为公”志愿者、特定群体代表等受邀参加公开听证会。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应及时整改。经过相关职能部门积极推进整改，截至2025年8月，3个公交站与人行道连接处均设置了缘石坡道等无障碍设施，1个公交站因不具备整改条件将与邻近公交站进行并站处理。“坡道平了一分，台阶矮了一寸，城市的温度就多了一度。是检察机关的有力监督，推动进一步提升人居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让‘无碍’更有爱。”陈荣伟对此给予充分肯定。
对于特定群体中的老年人，余杭区检察院也积极与人大代表同心同向而行。2025年5月，一位区人大代表向余杭区检察院反映，辖区部分村民正参与一项疑似非法集资活动的项目，其中部分村民甚至动用自己的养老金参与投资。余杭区检察院高度重视，立即开展调查核实。在依法办案的同时，该院针对老年人、农村居民等重点人群，联合多部门开展防范非法集资专题普法活动，并依托“全域检察e站”平台，实现全区各镇街600余人的同步参与，切实增强了老年居民的法律意识。
这种“人大监督+检察监督”联动机制，不仅为特定群体筑牢了权益保护的法治屏障，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不断走深走实，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生动实践。
数字赋能城市治理
近年来，杭州西站、城市公园、超重力实验室等多个省市区重点工程陆续落地余杭，工程建筑领域投资体量庞大。城市经济建设欣欣向荣、高速发展的进行曲中，也夹杂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
2023年以来，余杭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涉亚运会配套工程施工系列案件中发现，有职业“碰瓷”团伙假借劳资纠纷之名向招工单位索要钱财，严重破坏了诚信守法的用工市场环境。犯罪分子为何屡屡得逞？余杭区检察院审查发现，属地公安机关、劳动部门面对单次警情，因不掌握跨区数据难以准确定性，通常只能按劳资纠纷处理。而用工企业为了不耽误工程进度，则往往会选择“破财消灾”，屈服于敲诈行为。
一边是“招工难”的社会现状，一边是新型用工模式下“劳务碰瓷”的敲诈行为，面对案件背后建筑工程领域企业的困境，余杭区检察院敏锐地意识到，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或许能在防范“劳务碰瓷”领域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传统监督方式逐渐难以满足高效精准监督的需求，数字赋能检察工作，既是检察机关提升办案质效的客观需求，也是适应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关键举措。”该院刑事检察部门检察官梅哲宾告诉记者。
2024年4月，建筑工程领域“劳务碰瓷”监督治理法律监督模型应运而生。余杭区检察院检察官从网络招工平台数据入手，与住建部门“智慧工地”数据进行对比碰撞，筛选出通过网络平台高频次应聘却未实际进入工地的人员名单；再对比公安机关出警信息和劳动部门受案信息，筛选出疑似“劳务碰瓷”线索，将其移送公安机关调查，结合回访当事人，进一步查明相关事实。
同时，余杭区检察院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开展涉“劳务碰瓷”警情处置培训和法治宣传等，督促其依法监督招工企业进一步规范人员招聘和用工管理，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通过推动建筑工地招工规范化问题系统性整治，该案实现了“数据跑路、模型预警、检察监督、社会治理”的智慧治理闭环。
因建用成效显著，该法律监督模型被杭州市检察院列入数字监督重点专项行动。截至目前，检察机关运用该模型已排查出疑似线索150余条，监督立案20人。其中，余杭区检察院已对6名犯罪嫌疑人开展立案监督，涉及敲诈勒索犯罪数额120余万元。
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随迁子女辍学失管问题，余杭区检察院还积极构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数字场景，通过数据碰撞筛查和抽样核查，发现22名随迁子女辍学失管。经检察机关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开展磋商，教育部门对22名辍学人员区分情况作出恢复学籍、制发《劝返入学函》等处理，并对重点年龄段随迁子女开展排查。该院以此为契机，联合公安、教育等部门建立起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协同共管机制，形成控辍保学全链条闭环治理工作体系。
“实践证明，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深度应用与推广落地，为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推动城市治理向精准化迈进提供了有力支撑。这不仅是检察机关数字化建设的生动实践，更是数字赋能城市治理的鲜活样本，未来必将持续释放法治与科技融合的强大效能，为城市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检察智慧与力量。”浙江省人大代表、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表示。
以机制创新破题、以协同履职聚力、以温情守护暖心、以数字赋能提效，余杭区检察院“多维履职+系统治理”的实践，为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检察方案。“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院将持续深化系统治理理念，不断完善履职模式、强化协同合作，让法治精神融入城市治理的各领域、各环节，为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坚实的法治保障。”余杭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鲍键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