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牛断舌，农夫竟要受罚？

看包拯如何在北宋县衙断出“天理”与“人情”

吴小帅

　　　合肥市包公园内的包公祠是人们缅怀包公、寄托敬仰之情的地方。

　　提起古代断案，我们脑海中或许会浮现“明镜高悬”的牌匾、威严的惊堂木，或是演义小说中被放大的骇人刑具。但历史的真相往往比标签更为复杂。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千年前的北宋，驻足安徽天长县（现为天长市）县衙，细品名臣包拯审理的一桩看似微不足道却意义深远的“牛舌案”。

　　“牛舌案”并非虚构，而是载于南宋桂万荣所著判例集《棠阴比事》的真实案例。该书专门汇编历代贤吏折狱断案的故事，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故事发生在包拯担任安徽天长县知县期间。一天，一位农夫急匆匆闯入县衙击鼓鸣冤，称家中耕牛不知被何人割掉了舌头，牛已奄奄一息，眼看活不成了。在农耕时代，耕牛是家庭重要的生产资料，堪称农民的“命根子”。但在寻常官员眼中，这或许是一桩易被忽略的小案，没有目击者，没有直接证据，仅有一头垂死的牛和一位悲戚的农夫。可包拯并未因“案小”而轻慢，反而格外重视。他深知“民间无小案”，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就是大事。

　　令人费解的是，包拯询问案情后，却对农夫说：“牛舌已断，牛必死。你回去后，不必声张，悄悄将牛宰杀，把肉卖了换些钱粮。”要知道，宋朝对耕牛保护极严，耕牛属“官私要物”，法律明确禁止私自屠杀，违者需受杖刑或徒刑。农夫虽满心疑惑，但出于对包拯的信任，还是依言照做了。这一招看似匪夷所思，实则是包拯布下的精妙“棋局”。他洞悉伤害耕牛与私自杀牛，本质都是破坏农业生产秩序。他正是利用这条“禁杀耕牛”的律法，设下“引蛇出洞”的局，等着真凶自投罗网。

　　果然，没过几天，就有人来到县衙，击鼓告发那名农夫私自杀牛。来人自以为抓住了农夫的把柄，得意扬扬地要求官府严惩。包拯稳坐公堂，并没有先追究农夫杀牛之罪，反而目光如炬地逼向告发者，厉声问道：“你为何割掉他家牛的舌头，如今又来告他私自杀牛？”这一问如晴天霹雳，瞬间击溃了告发者的心理防线。在包拯的威严震慑与缜密追问下，告发者无从狡辩，只得如实招来。原来，他与农夫素有私怨，便想出如此毒计：先割牛舌，让牛慢慢死去，农夫不仅遭受财产损失，还无法食用；再告发他私自处理死牛，让其罪上加罪，用心何其险恶！

　　案件真相大白。我们不妨回溯这场精彩的“心理战”，品味其中蕴含的古代司法智慧。首先，包拯主动布局，突破“五听”的被动局限。“五听”源自《周礼》，即“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本质是通过综合分析人的微表情和生理反应，辅助判断嫌疑人、证人等陈述内容的真伪。它要求司法官在审讯中必须全神贯注地观察嫌疑人，捕捉相关线索。包拯在此案中，则展现出更强的主动侦查思维。他没有坐等线索，而是基于对人性（报复心理）和法律（禁杀耕牛令）的深刻理解，创设情境让嫌犯主动现身。在这个布局中，告发者成为最关键的“活证据”。他的出现，将“割牛舌”和“告发”这两个孤立的行为连接起来，比找到凶器或目击证人更有说服力。更难得的是，审案过程中包拯未动用任何刑具，仅靠策略设计与心理攻势突破嫌疑人的心理防线，这正体现了中国古代优秀司法官的最高追求，即“以智服人”，而非“以力屈人”。

　　案子破了，如何判决，更能体现一位司法官的境界。按照《宋刑统》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耕牛，致其死亡，属于“故杀官私马牛”罪，应判处“徒一年半”的刑罚。而那位农夫，虽情有可原，但也确实触犯了私自杀牛的禁令，按律应受罚。那么，包拯会如何判决呢？他首先严惩了那位割牛舌的恶人。此人心术不正，手段阴险，不仅给他人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更意图借法律之规陷害他人，其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善良风俗，必须依法严惩，以儆效尤。而对于那位可怜的农夫，则尽显“法意”与“人情”的圆融。农夫杀牛，是在官员（虽然是带有策略性的）授意之下，且其本身是受害者，家计艰难。包拯最终对其从轻发落，甚至予以赦免，并责令恶人赔偿其全部损失。

　　这样的判决，实现了多重效果：惩恶扬善，伸张正义，严厉打击犯罪行为；救济民生，保护了受害者的生存根基；教化乡里，让百姓明白，法律既是惩恶的利器，更是保护善良的屏障；同时警示世人，不可心怀叵测，利用法律害人。这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所在，追求“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的和谐统一。“天理”是公道与良知，“国法”是行为准绳，“人情”是人之常理与民众情感。

　　一桩小小的“牛舌案”，如同一滴水珠折射出太阳的光辉，它让我们看到古代司法中慎刑与智慧的闪光，体会到古代优秀司法官对刑讯的谨慎、对智慧破案的极致追求。当然，也需清醒认识到，“牛舌案”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个人性。它高度依赖像包拯这样集智慧、勇气、责任心与道德于一身的“青天”，其可复制性和制度性保障是有限的。在无数个没有包拯的州县，类似的“小案”很可能石沉大海，甚至因刑讯逼供制造出新的冤屈。因此，一个良好的司法体系，核心不只是严厉的惩罚，更是公平、智慧与仁爱的结合。

　　（作者为山东建筑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