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接到法院判决书的同时，我也接到了杨某芝的电话，她泣不成声地说：“法院撤销原来的判决，支持我家老朱的请求，480万元工程款终于能要回来了，老朱对农民工们也算有交代了。”挂断电话，办理朱某案件时的点滴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丈夫突发重疾，妻子代为讨薪受阻

　　2023年初，我们院刚刚开展了一次普法宣传活动，面容憔悴的杨某芝找到我们。接待室里，她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控制着情绪，从一个大布袋里掏出厚厚一摞已经卷边、发皱的纸张，递给我们道：“你们看看，法院说我们证据不足，可原件都在建筑公司手里，我们怎么拿得到啊？”

　　杨某芝称，丈夫老朱是一个干了半辈子工程的包工头，2020年春在工地上突发脑出血后，不会动也不会说话。为了治病，家底掏空了，还欠了一屁股债。更让她不能接受的是，丈夫之前为确保材料供应，提前向建筑公司垫付了270万元的混凝土款，而出事时跟着他干活的几十个农民工的工钱还没结。“他们时常上门来问，眼神从期盼到无奈，最后甚至有了埋怨。我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了。”杨某芝说。

　　作为丈夫的监护人，杨某芝硬着头皮走上了讨薪之路。她拿着带有建筑公司项目经理、监理等人签名和公章的工程验收单及施工台账复印件，去找建筑公司，对方却总以“工程量没完”为由推脱，最后干脆避而不见。在法律援助律师的帮助下，2021年12月，杨某芝将建筑公司等6家关联单位告上法庭，然而法院以证据不足驳回其诉求。

　　我接过了那摞沉甸甸的“证据”——工程验收单、施工台账的复印件，上面确实有建筑公司项目经理、监理签名和公章。但原审法院正是因为这些是复印件，且未申请鉴定，认为无法核定工程量和价款，驳回了杨某芝的诉讼请求。

　　检察监督深入调查，证据链越来越完整

　　将杨某芝送走后，我们立即进行调查，并开启了市县一体化办案模式。

　　我们首先调阅了原审法院的全部卷宗，一页页地翻、一字字地看。我们发现，法律援助律师多次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要求责令建筑公司提交原始合同、验收记录等关键证据，但法院对此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处理。

　　我和同事们去县交通运输局，调取了项目的框架协议、中标合同、工程完工验收报告，还拿到了县审计局出具的审计报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老朱承包的穆店乡那段路，工程总价款6000多万元，已经审计定案了。这说明工程量和价款并非“无法确定”。

　　紧接着，我们又一头扎进银行，在海量的流水里一笔笔地核对。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精准锁定了老朱当初向建筑公司垫付那270万元混凝土款的转账记录，铁证如山。我们也找到了当年在工程验收单上签字的各方人员，逐一询问，确定了老朱确实干了活，而且干的活已经得到对方认可的事实。

　　线索越来越清晰，证据链越来越完整。我们的内心也愈发坚定：工程都验收合格了，就算合同因为资质问题无效，但建筑公司用了别人的劳动成果，就该折价补偿，不能以“付款条件没成就”这种理由赖账。而且，最关键的书证明明就在被告公司手里，他们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根据法律规定，法院应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不能反过来以原告提供的是复印件认定其证据不足。

　　依法抗诉，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

　　2023年9月，我院提请周口市检察院抗诉。同年12月，周口市检察院向周口市中级法院提出抗诉。那天，杨某芝给我打来电话，反复说“好，谢谢，谢谢……”

　　周口市中级法院指令鹿邑县法院再审。再审开庭时，市检察院指派我院派员出庭。在法庭上，我们将新调取的证据一一出示，从法理、情理层面进行充分的论证。事实胜于雄辩，在铁证面前，被告方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

　　今年7月，鹿邑县法院再审判决完全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撤销了原判，判令建筑公司向老朱支付工程款480万元。

　　当我把这个结果告诉杨某芝时，她握着我的手，眼泪不停地流。她说要立刻赶回家，把判决书念给丈夫听。虽然老朱依然无法回应，但我相信，他一定能感知到这份迟来的正义。

　　之后，我们持续关注着执行的进展，确保杨某芝一家尽快拿到这笔“救命钱”。目前，部分款项已执行到位，不仅解了杨某芝一家的燃眉之急，被欠薪的农民工也拿到了工资。

　　这个案子，于我而言，仅仅是检察生涯中办理过的诸多案件之一，但办理的过程让我深刻地体会到“检察官”这三个字的分量——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为那些陷入绝境的人们撬开一丝缝隙，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射进来。法律，永远是守护公平正义的坚实屏障。而我有幸，成为这屏障的守护者之一。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史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