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合一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特征，儒家之礼义道德被视为国家法律的根本原则，法律则被用来辅助“礼”的实现。在家庭关系中，儒家之礼的要求是父慈子孝，尤其是子女之孝道，即“善事父母”，不仅是道德责任，更成为法律上的义务。早在西周时期，“不孝不友”就被认为是最大的犯罪，特别是不孝敬父母及长辈，违背宗法制度下的“亲亲”“尊尊”原则，“刑兹无赦”，即不予赦免。到了汉代，在董仲舒等大儒影响下，法律儒家化继续推进，《二年律令》对“不孝”者入罪惩罚，具体罪状包括“子牧杀父母，殴詈泰父母”，即杀伤、骂詈，以及供养父母有缺等多种行为。父母认为子孙不孝者，也可以向官府控告，请求定罪处罚。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孝更是为历朝法律所禁，晋律有不孝罪弃市的规定，北魏律、南朝宋律均严厉惩治不孝罪，北齐时更将之纳入“重罪十条”，犯此罪者不予论赎。

　　以法惩戒不孝理由卓著，但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惩治不孝罪遇赦的情形下，如何兼顾礼与法，以及不同身份主体的法律责任，成为一大难题。南北朝时期《宋刑法志》记载的安陆应城县张江陵辱母案及其司法审断，体现出古人的司法智慧。张江陵与妻子吴氏因家庭琐事，一起辱骂他的母亲黄氏，甚至要她去死，黄氏愤恨难平，自尽身亡。按照宋律，“子贼杀伤殴父母，枭首；骂詈，弃市；妇谋杀夫之父母，亦弃市；值赦免刑，补治”。张江陵辱骂其母黄氏，黄氏因之而自杀，其情状重于殴伤父母。对张江陵若以贼杀父母定罪，显得过重；若以殴伤、詈骂定罪，则显得过轻。更令司法官为难的是，当时又逢恩赦，查阅宋律“制条”，仅有殴打母亲遇赦仍然枭首之规定，却没有詈骂母亲致死遇赦如何处置的条文，加之张妻吴氏罪责如何确定亦有疑问，故该案的处理引发争议。

　　尚书比部郎孔渊之对此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从儒家礼义出发，先作出比喻：“题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即看问题既要观察其表象，更要看其内在本质，名称或者人的行为反映了内在的情感与动机，对一个内化了仁义道德的人来说，即便是某个里坊仅仅是名称违背了人伦道德，他也会选择不进入。仁者对于形式名称上的不义不能接受，何况是实际发生的忤逆不孝行为。故对父母长辈无论是殴伤，还是诅咒，都是国家法律所不能原宥的。因詈骂致母亲自尽，更是为法理所不容。对类似犯罪的处罚若从轻，就会违背儒家“善”的要求，刻板地理解法律条文旨意，就会南辕北辙。张江陵之案，虽然偶逢恩赦，仍应处以重罚。至于张妻吴氏，因婆媳关系并非血缘关系，亦没有天然之亲爱，黄氏所愤恨的，主要也不是儿媳妇吴氏，故其罪责另行处理，这才符合立法的本意。最终，皇帝采纳了孔渊之的建议。

　　张江陵辱母致死案的情节并不复杂，但对其的分析和处理，显示出了中国传统法律的诸多特质。在定罪量刑中，儒家化的司法官，采取了伦理道德与法律高度融合的思维方式，实现了以礼入法。从形式上看，张江陵仅仅是辱骂母亲，并未实施更严重的人身伤害行为，但其出言恶毒，导致其母自尽身亡，足见他违逆孝道的心理或动机，儒者之法原心论罪，即便没有殴打杀伤，仍然为法律所不容。张妻吴氏虽参与辱骂，但与张母黄氏并非孝道要求之天然亲情，因此可以免除死罪。

　　由于古代中国的立法技术有限，法律漏洞的存在在所难免。在法律漏洞的填补中，司法官采取了由表象到内在、情理合一的司法技术。张江陵并未直接杀害其母，亦未曾殴伤其母，仅仅是言语辱骂。宋律中仅有殴打其母遇恩赦时仍处枭首，并没有辱骂其母致死遇赦的处断规范，孔渊之结合儒家礼义精神对宋律的解读，既结合了情理法的不同旨意，又借鉴了“举轻以明重”的司法技术，即殴伤父母之轻罪尚不可赦免，辱骂致死的重罪更难以宽恕。

　　从孔渊之断案也能看出，中国古代司法并非德国思想家韦伯所评述的，是恣意的、不可预计的“卡迪司法”，法官是不懂法律，只会舞文弄墨的文人。特别是魏晋以后，随着律学的发展，古代中国的立法、司法水平都得到极大的提升，司法断案首先是基于对既有法律条文的精细解释与适用，在相关法律条文缺失，或者是严格适用法律导致礼法冲突的情况下，才会引经解律，考虑涉案者的身份及其主客观诸方面，形成一种独特的实践理性。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