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提示

　　●依据行政强制法，行政机关作出要求当事人履行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经催告仍不履行，但又存在危害交通安全、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的紧迫性时，行政机关可以代履行。

　　●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代履行被视为间接强制执行的方式之一，不具有直接强制性，一般不适用于强制拆迁、拆除违法建筑等情形。

　　●原处罚于2016年执行完毕并通过验收，该行政行为已终结。案涉行政机关五年后再度执法，应重新启动程序。即使可以此作为执法依据，案涉行政机关也没有直接拆除违建的权力，且在拆除前没有履行法定的催告、公告等程序，拆除时亦未制作现场笔录、未进行财产登记，违反法定程序。

　　公司因违法占地建房，被行政机关“一拆了之”。公司负责人无法接受，诉至法院，遭遇一再败诉。近日，记者了解到，这起案件在检察监督下迎来反转。贵州省检察院抗诉后，法院判决确认案涉行政机关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起因

　　强拆引发质疑

　　“说拆就拆，一句‘代履行’就可以吗？”2023年10月，木艺公司负责人老贾走进黔东南州检察院申请监督。让他愤愤不平的是一起“民告官”案件，纠纷的源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强制拆除。

　　事情要从2014年说起，这一年木艺公司成立，取得经营许可。随后，公司租用了贵州某县的村集体土地，想在此投资修建厂房等。抱着“早建成、快投产”的想法，公司采取“边建设边报批”的策略。然而，因公司的选址位于风景名胜区，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最终还是没办下来。

　　2016年6月，某县国土资源部门（现为自然资源部门）认定，木艺公司属违法占地，责令其在三日内自行拆除厂房，退还土地。木艺公司配合执行，在三日内拆除了厂房，并通过了验收。然而，不甘心投资打水漂，木艺公司又在原址上偷偷复建厂房，继续生产。

　　2021年，某县自然资源部门发现了木艺公司的复建行为，认为五年前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其违法状态（违法占地建设）一直存续未消除，遂于同年3月下达了《关于限期消除地上建筑物并复绿的通知》。通知要求，木艺公司自行清理地块上的建筑设备、木材等附着物，并复垦复绿。同时，由于木艺公司的厂址建在风景名胜区，违反了《贵州省风景名胜区条例》，因此，2021年3月26日，县林业部门对其作出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要求其在3月27日前自行拆除非法修建的厂房，否则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此后，木艺公司并未按要求拆除厂房。3月27日，县自然资源部门与林业部门等工作人员联合拆除了木艺公司的厂房。

　　拆除行动完成后，公司负责人老贾才缓过神来，代表公司起诉至法院，请求确认两部门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木艺公司于2016年就被行政机关作出处罚，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又拒不履行行政处罚确定的自行拆除、恢复原状的义务。某县自然资源部门作为保护自然资源的行政机关，有权实施代履行，其组织林业部门等配合实施拆除及恢复土地原状的行为并无不当，遂判决驳回木艺公司的诉讼请求。此后，该案历经二审、再审发回重审，法院都以同样的理由维持判决结果。

　　木艺公司坚称，行政机关的强拆行为是暴力执法行为，缺乏执法依据，不属于代履行。2023年10月，木艺公司选择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2024年6月，黔东南州检察院审查后，以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为由，提请贵州省检察院抗诉。

　　争议

　　该案能否代履行

　　“该案中，首先要明确的是，木艺公司确实存在违法占地建设的事实。原被告双方争论的焦点是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是否合法。”黔东南州检察院检察官佘金星告诉记者，双方的争议集中在两处：一是行政机关的执法依据是否充分；二是行政机关能否以代履行进行抗辩。

　　该案中，行政机关认为，执法依据是2016年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当时虽已结案，但申请人又重新搭建违法构筑物，其违法行为处于持续状态。但木艺公司并不认可这一观点，认为在2016年接到相关行政处罚决定后，已按要求完成整改，并得到验收认可。如果行政机关要拆除，应当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同时，木艺公司还提出，案涉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力，强拆行为在程序上也不合法。对此，行政机关则认为，不是强制拆除建筑物的行为，而是代履行。

　　那么，什么是代履行？本案应不应该适用代履行？承办该案的贵州省检察院检察官崔海港告诉记者，“代履行也称代执行，是一种行政强制执行方式，指当义务人逾期不履行行政法规定的义务，且该义务可由他人代为履行时，行政机关可自行或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替义务人履行，并向义务人收取合理费用的制度。”根据行政强制法，强制拆除属于行政强制执行行为，有着严格的限制和程序规定，没有强制执行权力的行政机关需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依据行政强制法，行政机关作出要求当事人履行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经催告仍不履行，但又存在危害交通安全、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的紧迫性时，行政机关可以代履行，或者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因此，案涉行政机关认为，因有泄洪沟渠通过木艺公司的厂房，事实上构成危害交通安全、破坏自然资源的紧迫威胁，符合代履行的实施条件。

　　这一说法遭到了木艺公司的反驳，称自家厂房实际上并未对水流造成阻碍，没有代履行的紧迫性。

　　为查明案件事实，两级检察院检察官多次实地踏勘，就相关事实与申请人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座谈。经进一步梳理证据、分析研判，崔海港认为，案涉行政机关拆除违建的行为不应适用代履行，这也成了检察机关办理此案的突破口。

　　抗诉

　　检察监督推动确认强拆违法

　　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代履行被视为间接强制执行的方式之一，不具有直接强制性，一般不适用于强制拆迁、拆除违法建筑等情形。同时，行政机关在实施拆除行为前，未按规定就代履行作出专门的文书（代履行决定书），亦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被拆除的厂房可能造成具有紧迫性的危害，因此，生效判决认定行政机关的代履行合法适用法律错误。

　　通过进一步审查卷宗，办案检察官认为，原处罚于2016年执行完毕并通过验收，该行政行为已终结。案涉行政机关五年后再度执法，应重新启动程序。即使可以此作为执法依据，案涉行政机关也没有直接拆除违建的权力，且在拆除前没有履行法定的催告、公告等程序，拆除时亦未制作现场笔录、未进行财产登记，违反法定程序。

　　据此，今年2月，贵州省检察院向贵州省高级法院提出抗诉。6月13日，贵州省高级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认定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予以撤销，确认行政机关作出的案涉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检察官告诉记者，因案涉地块厂房确系违建，不具备在原址复建的可行性，所以行政机关强制拆除行为被确认违法后，拆除行为若给申请人造成财产损失，申请人可依法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寻求救济。

　　“办案不仅在于纠个案之偏，而且要以之为‘小切口’，厘清权力边界、规范执法行为，推动行政权力运行回归法治本位，使之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和公平正义的考量。”回忆起该案的办理经历，崔海港感慨道。

　　法条链接

　　关于代履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50条：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要求当事人履行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经催告仍不履行，其后果已经或者将危害交通安全、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的，行政机关可以代履行，或者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

　　第51条：代履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代履行前送达决定书，代履行决定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代履行的理由和依据、方式和时间、标的、费用预算以及代履行人；

　　（二）代履行三日前，催告当事人履行，当事人履行的，停止代履行；

　　（三）代履行时，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派员到场监督；

　　（四）代履行完毕，行政机关到场监督的工作人员、代履行人和当事人或者见证人应当在执行文书上签名或者盖章。

　　代履行的费用按照成本合理确定，由当事人承担。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代履行不得采用暴力、胁迫以及其他非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