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中国”建设加速，“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正快速融入人们生产生活各个环节，在高效驱动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给数据安全带来了新挑战。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对“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作出专门部署，强调“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监管能力”。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应进一步健全数据犯罪刑事案件办理机制，重视法律监督数据安全的内部监督，并以法律监督履职督促数据处理者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

　　进一步健全数据犯罪刑事案件办理机制。数据安全法将“保障数据安全”和“促进数据开发利用”确立为立法目的，强调保障数据安全与促进数据发展并重。基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数据犯罪刑事治理的目的取向，理应与前置法保持相对一致。检察机关在发挥法律监督职能时，应紧密围绕服务维护数据安全与数据发展大局，健全数据犯罪刑事案件的办理机制。

　　一方面，依法惩治数据犯罪，以高质效检察履职为数据安全保障筑起坚固堡垒。在数据犯罪刑事案件的处理中，检察机关既能向前引导和制约侦查，又能向后监督和制约审判，并在审查起诉环节拥有决定权。基于其在犯罪治理中的特殊定位，检察机关应立足自身职能，在保障数据安全方面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和检察责任，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以期更加有效地惩治数据犯罪。具体而言，检察机关在办理数据犯罪案件时，应加强全链条惩治，注重深挖“上下游”等关联性犯罪线索；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深化跨区域合作办案，做到信息互通、证据共享，以期形成打击数据犯罪的强大合力；以专业化办案为导向，吸收检察技术人员、其他有专门知识的人辅助案件办理，并积极探索运用云计算等信息技术辅助办案，提升数据犯罪案件办理的专业化水平。另一方面，秉持谦抑审慎理念，为数字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传递司法善意和检察温情。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时，应注意理性看待数据处理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准确把握数据行为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审慎运用司法权，促进数字空间依法、健康发展。具体而言，刑事司法应突出强调实质解释，即在政策导向下，诉诸规范目的，展开价值判断，妥当解决“形式合法实质不合理”的认定问题，更加重视行为的法益侵害性，避免将不应入罪的行为解释为犯罪，实现人权保障与司法善意相辅相成，强化公众对检察决定的可接受性，追求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重视数字检察中的数据安全管理。数字检察是“数据”与“检察业务”深度融合的产物，是对法律监督模式的重塑，不仅要求以数字化技术“辅助”“支撑”法律监督工作，更要求以数字化技术“引领”“驱动”法律监督。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数字检察遵循“检察大数据收集—法律监督数字模型建构—类案监督线索核查—从类案监督到源头治理”的基本运行流程与步骤。其中，数据要素资源是基石，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是支撑，系统应用是手段。数据提取、使用是检察机关“科技强检”建设的基础，但也可能带来数据安全风险。因此，检察机关应在推进数字检察建设时，加强对法律监督类数据的安全管理。

　　法律监督类数据的安全管理，不仅关系着数字检察战略工作的成效，而且影响着检察机关的形象，既需要理念跟进，还需要制度保障。深化数字检察工作，需要检察机关确保自身遵循边界规范，在应用创新数字技术的同时，对法律监督类数据采取有效的监管和保障措施，筑牢“数据安全阀”。具体而言：一是在检察机关内部由具体部门负责法律监督类数据安全监管与检查，对数据依法进行有序管理、标识、清洁，切实开展日常核查和系统监管，实时、同步、全程监督数字检察工作中的数据安全状况，并对法律监督类数据的保护效果进行评估，以便快速发现并消除数据安全风险；二是构建全流程数据安全防护机制，严格法律监督类数据在调取、传输、保存和应用等各环节的工作流程和技术标准，并明确相应的权力清单，加强对法律监督类数据的实时监测分析、安全风险预警和应急响应处置；三是注重法律监督类数据分类分级保护，检察机关应立足自身的业务需求，依据数据的重要程度对收集的法律监督类数据进行分类分级并形成目录清单，区分可公开数据、限制公开数据以及保密数据的边界，明确要求检察办案人员在使用法律监督数字模型时，必须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并设立相应责任追究机制。

　　［作者分别为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重大项目“网络犯罪治理现代化中的人权保障研究”（22JJD82004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