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植根于本土文化思想与法治观念，兼具历史性与现实性、继承性与发展性。新时代语境下，刑事检察工作面临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从严与依法从宽并重，充分发挥刑事检察职能作用，有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现实命题，客观要求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统一，传承弘扬以民为本、大德小刑、执两用中、宽猛相济等中华传统良法善治理念，以“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有机融入、助力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
“民惟邦本”的历史文化传统，蕴含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逻辑出发点。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民本”，在一般意义上等同于“人本”。《尚书·五子之歌》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深刻揭示了国泰与民安、大家与小家的同根同源性关系。从历史文化传承来看，传统民本思想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潜移默化影响，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恤刑慎罚。周初统治者提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把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由以往的神谕天命转移到人心向背上来。周公旦在《尚书·康诰》中提出，“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基于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理念，周初明确提出“三典”的立法政策，即“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在刑罚适用上，注意区分重罪与轻罪、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界限，尤其重视行为人的悔罪表现。在严厉处罚杀人越货、不孝不友等严重犯罪的同时，对一般犯罪设置专门的悔罪观察程序，如《周礼》记载“以圜土聚教罢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二是该宽则宽。《尚书·大禹谟》记载皋陶之言：“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北魏的存留养亲制度便是宽的典型体现，对犯死罪、流罪者，若家中有需赡养的老人且无其他亲属照料，符合法定条件即可减免或折抵罪刑。这与唐太宗李世民“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理念一脉相承。《贞观律》及后续的《唐律疏议》均贯穿“用法务在宽简”的恤刑思想。三是吸纳民意。在商代，“疑狱，汜与众共之，众疑，赦之”，把“众”在法律适用中的参与和态度作为刑罚的重要考量。西周时，这种兼听则明思想发展为“三刺”程序：“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此外，“去私立公”是黄老思想的核心，这里的“公”指的是“法”。中华传统文化中，“公”遵循成文法和传统习俗，指的是在国家与个人之间，要以国家事务、成文法制为依规。即便是君主的个人事务，也被视作“公”。“公”不仅契合“法意”，也顺乎“民意”，是百姓福祉的根本所系。
“实质正义”的社会伦理诉求，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念形成多方面投射。受礼法传统影响，中国古代社会普遍重视正义的精神内核，司法的使命在于使背离礼制者回归应有位置，维系社会秩序正常运行。这种实质正义的追求，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念形成多方面投射：一是善恶有报。传统社会民众基于实质正义的朴素情感，普遍相信“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逻辑，看似荒诞，实则蕴含着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基本的法律理念。二是信赏必罚。先秦时期，法家认识到社会已告别“小国寡民”的状态，主张通过变法打破旧秩序，以厚赏重罚、信赏必罚实现“以刑去刑”，兴利除弊。法家所倡导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与儒家主张的“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从不同侧面对执法者的意志品质、职业操守提出要求。三是罪刑相称。《管子》云，“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故《明法》曰：‘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强调依法定罪量刑可消解民众怨怼；《韩非子·有度篇》亦言“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主张行为必须严守法律边界。即便是主张隆礼重法的荀子也关注刑与罪相应，认为“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
“执两用中”的朴素辩证思维，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合规律性提供了传统文化依据。“宽严相济”是对刑事犯罪分清轻重，区别对待，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处罚轻重适宜，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宽”不是法外施恩，“严”也不是无限加重，而是要严格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刑事法律，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来惩罚犯罪，做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这一政策的深层逻辑与中华传统文化中“执两用中”的辩证思维一脉相承。《尚书·大禹谟》提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论语》主张“叩其两端”而“用其中”。“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由此衍生的“中道”即中庸之道，表现在刑事政策中就是要遵循和而不同、执两用中、不偏不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一是明刑弼教。荀子认为“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唐律疏议》开宗明义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政教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统称，法律亦包含其中。两汉时期，董仲舒倡导“以德治国”，认为“以德治国者，甘于饴蜜，固于胶漆，是以圣贤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这种德润人心、教化为先的主张，为犯罪治理中将德治的柔性与法治的刚性结合起来，通过有效预防化解矛盾促进犯罪者早日回归社会提供了有益启示。二是原志断狱。汉儒董仲舒提出，“《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主张“听狱”从犯罪的事实、证据出发，考察主观动机，区分首恶协从。汉律中的“经义决狱”，则是以《春秋》为主、其他经史典籍为辅的儒家经义来解读法律并辅助法律适用，其内蕴的原志断狱、礼本刑用观念对唐律产生了深刻影响。三是宽猛适度。《左传》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阐释了宽与严的辩证关系，与当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深层逻辑高度契合，体现了中华优秀法治文化中的辨证施治的智慧。
（作者单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