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历史上的读书人，我们谈论的多是圣哲、大儒或至少有点名气的士人，然而，构成这个群体的，其实还有很多默默无闻的、在当时的思想学术界被边缘化的普通书生——“小读书人”。在《歧路彷徨：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一书中，作者张艺曦为“小读书人”下定义：指那些中低级功名的士人，甚至没有功名的布衣处士，以及没有跨地域影响力的读书人。他们寒窗苦读，四处求学，寄宿在书院，聆听大儒的教导。张艺曦描绘他们是功成名就的大人物的对立面，在歧路和困境中茫然失措。
作者深入挖掘地方文人的文集、笔记、族谱等大量一手资料，从中勾勒出“小读书人”的群像。他们自幼接受蒙学教育，刻苦攻读儒家经典。然而，科举充满了艰辛与不确定性，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屡试不第，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不仅要面对繁重的课业负担，还要承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压力。他们在追求知识与应付科举之间艰难平衡，内心充满了彷徨与挣扎。比如，书中的涂伯昌与妻子在山中孤苦度日，寒冬时没有保暖的衣物，连三餐温饱都成问题，只能共饮一杯水。后来，涂伯昌以《一杯水》命名自己的文集。如今读来，这何尝不是今日寒门学子的写照——他们在生计与功名之间挣扎与取舍。
张艺曦的研究领域是明清思想史、地方史与家族史，出版有《阳明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等作品，《歧路彷徨》也延续了阳明学的研究路径。以“小人物”为研究对象，是历史学的一个特别领域。法国历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巨著《蒙塔尤》，是关于小人物历史的开山之作。蒙塔尤是法国13世纪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村子里只有200多个人，没有什么显赫的人物或重大事件。然而，一代史学大师勒华拉杜里却花费了数年的时间，在故纸堆中翻阅史料，去还原这个村子里村民们的生活、习俗，以及邻里之间那些大大小小的矛盾。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中，故事发生在400年前的法国乡村。类似的书还有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写的《王氏之死》。从《聊斋志异》中的几段描写中，史景迁竟然顺藤摸瓜地揭示了县城里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几宗凶杀案……
明中晚期，是一个思想激荡的时代。阳明心学犹如一阵新风，吹散了传统理学的沉闷；文学复古运动也在文坛掀起波澜；三教合一的思潮更是在民间悄然蔓延。“小读书人”在不同的学术学问之间徘徊，犹如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航行的小船，左右摇摆，试图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有些人深受阳明心学的启发，追求内心的良知与自由，然而，这种思想追求与现实的科举考试和生计需求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在这多元的思想浪潮中，在这些宏大的学术与文化潮流背后，穿梭着无数“小读书人”的身影。他们虽没有足以改变时代走向的影响力，却构成了当时读书人群体的主体，真切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与文化生活。
“小读书人”从各地前来书院听讲，在回归乡里之后，往往会对大儒的学说做二次的传讲，阳明学正是依靠这样的方式在乡野闾里及基层民众之间产生广而深的影响力。如作者所说，正是大儒在学说上的创获，加上小读书人的推广，两者相互交融，才有明中晚期阳明心学运动的风潮。可是，当阳明学衰落之后，很多情况也相继发生了变化。大儒可以继续讲学，坚守学术主张不变，但“小读书人”必须考虑现实的处境，考虑家庭的生计需求，作为升斗小民，生活从来不是容易的事情。家庭与求学，谋生与制艺，孰重孰轻？他们尽力去平衡二者。
很少有作品的序和导言，像《歧路彷徨》那样剖心沥血、诚挚感人。作者指出：“什么样的人算是‘小读书人’呢？我会把中低级功名的士人，甚至没有功名的布衣处士，以及没有跨地域的影响力的人，都视为‘小读书人’。这个界定，从功名的角度排除了拥有进士身份的人。原因是，我们不能无视功名的影响力，加上在不少相关的讲会记录或讨论中，拥有进士功名的人，即使在学说或思想上毫无创获，却往往会得到不同的对待。也因此，尽管一个人在思想文化上的成就，跟他的功名不会成正比，但我们仍不得不把有进士功名的人从‘小读书人’的行列排除。”孤立的个人，在思想文化史中的意义是很小的，“小读书人”尤其如此。但是，如恒河细沙的“小读书人”，却是文化的传承者。没有他们，那些古意盎然的里巷与乡间，将成为文化的荒漠。
读历史上的人、事、物，也总会注意其兴亡起灭，以及在时间中的流变。当阳明学衰微以后，大儒可以继续讲学，坚守学术主张不变，但“小读书人”却须考虑现实的无奈，他们无法舍家人而不顾，也无法一意孤行、独任己心。大儒作为典型，令人景仰，而“小读书人”的选择与流动，则凸显了风潮的转变。相对而言，在面临朝代存亡之际，大儒或会继续讲究内在心性，或会寻机找到自己的显赫位置，而“小读书人”则有纷杂而多样的选择，只不过，无论作出哪种选择，都不会在历史上留名。即使如涂伯昌，他选择跟大儒一样与国俱亡，也不会有人记得他的死，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一个又一个“小读书人”的视角勾勒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书中末章讲述明代读书人的记忆法，这些五花八门的记忆法凸显了中国近世士人的记忆力焦虑，同时也显示了人文学科的“无用之用”，即便是强调以记诵为功，而有见识的学人都清楚，记诵是为了理解义理，穷尽万事万物之理，然后提挈良知。犹记得，有学者在评论《蒙塔尤》时说，在小人物创造的历史里，你更能从中感受到生命的颤动。“小读书人”依然可以书写属于自己的历史，描绘独属于自己的生命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