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当我把刚办出的不动产权证书交到72岁的沈某良手上时，他激动地流出眼泪，“真像梦一场，等了12年，今天终于如愿了”。

　　迟付房款引纠纷

　　“我弟弟是残疾人，中风瘫痪在床，为了办房产证，只能一直由我出面奔走，请你们一定帮帮我们！”今年1月的一天，沈某良蹒跚着走进了桐乡市检察院控申检察部门，为自己和62岁的弟弟沈某建申请支持起诉。

　　保护残疾人合法的财产权益是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重点内容。案件被转到民事检察部门后，作为本案的承办人，我迅速启动调查核实程序。经初步审查，我发现这是一起拆迁安置引发的纠纷，涉及物权、继承、产权登记、税费缴纳等多重关系。

　　纠纷始于2004年的一次拆迁，被拆迁人陈老太与拆迁公司签订《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明确补足房屋差价后可获得5套安置房。陈老太还委托律师写下《财产赠与协议》，将其中4套安置房赠与包括沈某建、沈某良在内的4个儿子，并确定由他们自行支付相应的房屋差价。

　　随后，拆迁公司按照陈老太的意愿，分别将4套安置房移交陈老太的4个儿子占有使用。沈某建、沈某良因经济困难，直至2013年才全额支付了差价款。原以为可以就此顺利办理房产证，却没想到，闹心的事才刚刚开始。

　　由于时间久远，沈某建、沈某良使用的房子早已被登记在拆迁公司名下，要想办出房产证，必须由该公司出具相关材料，才能将房屋过户至沈某建、沈某良名下。

　　但是，该公司认为陈老太已经去世，案涉安置房系其遗产，要求兄弟4人重新签署分配协议，以免惹出新纷争。

　　对此，沈某建、沈某良兄弟俩坚决不同意。于是，他们先后多次与该公司沟通协商，同时又不断向相关部门投诉，但均无果。这一拖就是12年。

　　多方论证明真相

　　“我们明明付清了差价款，房子也住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给办证？”沈某建、沈某良兄弟俩就是想不通。在与他们多次交谈后，我发现他们对拆迁公司和有关部门已不再信任，且失去耐心。

　　如果简单地支持兄弟俩提起诉讼，很可能无法彻底解决矛盾纠纷，我意识到，或许引导当事人和解才是最优解。

　　此时，陈老太生前写下的《财产赠与协议》是否真实有效，成为决定沈某建、沈某良能否合法取得房产的关键。

　　带着疑问，我先是查阅了《财产赠与协议》，发现协议明确记载了将案涉安置房分别赠与沈某建、沈某良的内容。为了核实协议的真实性，我还联系了当时为陈老太起草协议的律师谢某。谢某详细回顾了为陈老太起草协议的具体经过，证明协议内容是陈老太的真实意愿。

　　公平正义不仅要实现，还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为了让当事人心服口服，我依托桐乡市法学会，邀请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召开案件论证会，并邀请沈某良与拆迁公司代表到场陈述观点。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陈老太生前已经出具合法有效的赠与协议，本案不涉及遗产继承问题，拆迁公司不配合办理房产过户没有法律依据。

　　为了进一步打消拆迁公司的顾虑，我又分别联系了沈某建、沈某良的其他兄弟，逐一上门询问、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出具《情况说明书》，进一步证实当年房产赠与是他们母亲的真实意愿，对于沈某建、沈某良办理房产证，他们均无异议。

　　一朝和解化干戈

　　有了这些确凿的证据，我更加坚定了引导当事人达成和解的办案思路。之后，我挨个与拆迁公司内部的房产、风控、法务等部门及顾问律师等沟通，释法说理，讲清案件的来龙去脉，促使拆迁公司内部达成一致意见，为后续和解奠定了坚实基础。

　　办案过程中，我多次前往沈某建住院康复的异地医院了解核实情况。为了方便他参与和解，还两次协调医院提供和解场所。后来得知沈某建因看中医临时辗转回到了桐乡，我又第一时间联系其所在社区，将和解场所安排在了沈某建家附近。

　　5月23日，桐乡市梧桐街道学前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内，在人大代表、居民议事员、微网格长、“三团两会”代表等人员的见证下，我院引导拆迁公司分别与沈某建、沈某良达成和解协议，该公司承诺积极协助提供办证所需材料，配合将案涉房产过户至沈某建、沈某良名下。

　　坐在轮椅上的沈某建在和解协议上颤颤巍巍地签下自己名字。按下手印的那一刻，他泪如雨下。

　　办案的5个月来，我已记不清自己跑了多少个地方，打了多少个电话，进行了多少次沟通协调。在那一刻，我深深地感觉到，自己所付出的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本报记者　史隽　通讯员　王倩霞/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