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出自《左传·昭公二十年》）具备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法文化底蕴。中国古代权衡“宽”与“猛”的关键法律场景之一，便是对在灾荒时期迫于饥饿而强抢粮食、触犯“强盗”等律法的平民该如何定罪量刑的问题。一方面，“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严厉打击强盗团伙持杖作案、劫财伤人等罪行，是历朝历代除暴安良、巩固统治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盗贼”固然要依法严惩，但平民在极端情况下迫于生存压力铤而走险的自救之举，如遭遇水旱灾荒、衣食无着时强闯仓库、劫走粮米，也有值得同情之处。对于劫粮的饥民是否要与穷凶极恶、谋财害命的恶徒同等处刑，以北宋仁宗为代表的古代治理者都曾特殊关注、态度慎之又慎。系统分析他们办理饥民劫粮案时的言与行，有助于进一步提炼古人持续探索“宽”“猛”适度的经验智慧。
北宋饥民劫粮案办理对“宽猛得中”的探索
从宋太宗至宋神宗，北宋数位皇帝均针对饥民行盗案件与劫粮伤人问题专门下达指令、出台政令。其中，以宋仁宗赵祯（1010—1063）的言行最为典型，他明确提出了“宽猛得中”的用刑原则，以指导对饥民犯盗应死者的刑责宽减。皇祐三年（1051）十月六日，大理寺上报死刑案件给皇帝，信州有饥民为了劫米而出手伤人，依法当死。宋仁宗阅后，对辅臣说了这样的话：“饥而劫米则可哀，盗而伤主则难恕。虽然，细民无知，缘于饥尔。”他于是下令宽贷饥民的死罪，并详细说明理论依据：“用刑宽则民慢，猛则民残。为政者当得宽猛之中，使上下无怨，则水旱不作矣”，借此提醒臣下用刑要谨慎戒残、避免刑重刑苛。
宋仁宗关于用刑“宽”“猛”的这段论述，体现了他在饥民犯罪成因与国家治理目标及策略上的深刻认识，颇具代表性。以办案“宽猛得中”来追求“上下无怨”的社会秩序与“水旱不作”的自然秩序，是宋仁宗施政“仁恕”、爱惜人命的法律体现。作为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宋仁宗的“恭俭仁恕”不但出于天性，还具备“畏天变”“爱民力”与“重人命”等综合表现。具体而言，《宋史》“仁宗本纪”写他“一遇水旱，或密祷禁庭，或跣立殿下”，这种心怀敬畏、与民共情的心态，有助于宋仁宗践行“敬天保民”的治国理念，同情灾民，努力赈灾，为百姓减轻负累。《宋史·刑法志》记载“仁宗听断，尤以忠厚为主”。这在死刑案件的办理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经常告诫辅臣：“朕未尝詈人以死，况敢滥用辟乎！”说明其身为君王也重视自律，不敢滥用死刑。他秉持“死者不可复生”的信念，慎重复核疑难死刑案件，“大辟疑者，皆令上谳，岁常活千余”。他从严追究错判死罪的审判人员之责，“吏部选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终身不迁”。由此可见，宋仁宗以身作则，希望官员皆能慎重用刑，尤其是慎用死刑。
在此，不妨结合《宋刑统》来分析皇祐年间信州饥民劫粮伤主的刑事责任。《贼盗律》“强盗”条明文规定，“诸强盗……伤人者绞”，宋仁宗所谓“盗而伤主则难恕”便符合法意。只是仁宗更关注的是，“饥而劫米”者的“无知”与被判重刑的“可哀”。法典中的“强盗”本条，量刑上根据“得财”多寡、是否“伤人”等情节来区别轻重、生死，但在犯罪的动机和原因上，并未细化到将“因饥劫米”与其他劫财区分开来。仁宗特地宽贷饥民之死罪，属于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减刑举措，有“以宽济猛”的倾向。
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看，要避免“宽则民慢”与“猛则民残”，不断探索用刑适中的方案，也并非宋仁宗一朝独有。宋代开国之后，为应对饥民劫粮问题，多位皇帝均秉持“立法严，用法恕”的倾向，不断针对个案作调整。所谓“法严”，依据《宋刑统》中的“强盗”律条规定，饥民劫粮，极易触犯死罪。首先，从作案手段来看，不少案件都是饥民成群结伙、持杖行劫，法律规定，不持杖且不得财也要“徒二年”，“持杖者，虽不得财，流三千里”。其次，粮米一旦到手，便是强盗“得财”，需要计赃论罪，不持杖者，“一尺徒三年，二匹加一等，十匹……绞”，持杖则赃满五匹便科绞罪。再次，灾荒之年，粮食被视为性命攸关，饥民胆敢下手，事主也会反抗，抢劫过程可能附带杀伤后果，律载，持杖而伤人者，斩，不持杖而“伤人者，绞，杀人者，斩”。《宋史·刑法志》所记载的“凡岁饥，强民相率持杖劫人仓廪，法应弃市”，自然包括了依《宋刑统》对饥民持杖行劫导致伤人、得财后果时应判处绞、斩刑罚的情况。《宋刑统》还辑录了诸如“擒获强盗，不论有赃、无赃，并集众决杀”“持杖行劫，不问有赃、无赃，并处死”以及“强盗计赃钱满三贯文足陌，皆处死”等严惩强盗之特别法令，据此，饥民因劫粮而被处死的可能性又增加了。不过，宋太宗时，此类案件“每具狱上闻，辄贷其死”，已经体现出从宽的倾向。淳化五年（994）春，京西、江、浙发生大饥荒，君臣立下了“宽饥民罪”的范例。蔡州张渚等318人皆犯此类罪名，原本都要被判死刑。但宋太宗鉴于知州张荣、推官江嗣宗的共同提议，将这些成群结队强劫粮食的饥民“为首者杖脊，余悉论杖罪”。太宗重视赈灾，不但特地下诏赞扬两位官员，并督促地方官开仓赈灾，而且在派遣使者巡抚诸道时也告诫巡视官员，抢粮者本是平民，荒年犯案，不过是“图活命尔，不可从强盗之科”。也就是将“饥民抢粮”看成“重惩盗贼”的例外，对于为了糊口而不得已抢粮的平民，不应一概适用“强盗”之法。太宗的判断标准是，抢粮者如果是平民迫于饥饿，“情非巨蠹”，不妨“悉为末减”，不必处死；但如果是“凶狠难制、为患闾里者”，出巡者仍要“便宜从事”，坚决打击。
在宋太宗、真宗奠定的办理饥民劫粮案的基础上，宋仁宗在位时多次对饥民抢粮案的诏示，可视为宋初治盗时对特殊情况采取从宽态度的延续和“宽以济猛”经验的总结。南宋学者程大昌与清代刑官沈家本等，在梳理“饥民强盗人谷米”“饥民劫仓廪”法制时，也都着重列举了仁宗朝的情况。天圣三年（1025），陕西出现旱灾，仁宗下诏，“民劫仓廪，非伤主者减死，刺隶他州，非首谋又减一等”。从此以后，各地受灾，朝廷即降下此类敕旨，强调对饥民抢粮案件的慎重从宽办理。如宝元二年（1039），针对“两川饥馑、百姓艰食”，仁宗下诏“盗贼劫廪谷非伤杀人者，并刺配五百里外牢城，为首及累犯盗者，配出川界”。相当于在一定范围内、较为常态化地在饥民抢粮案件上变通了“得财（计赃满一定数额）者绞”的“强盗之法”的适用。历史评价是“饥民为盗，多蒙矜减，赖以全活者甚众”。
北宋饥民劫粮案的处理体现“宽中有严”
“为政者当得宽猛之中”能够代表宋代君臣在处理饥民劫粮问题上的共同追求。一方面，为了落实“宽猛得中”，慎重对待此类案件中的死刑科处，有条件地选用“减死刺配”“脊杖”等刑罚以变通，是在坚持“重典治盗”大原则的基础上，做到重中有轻，严中有宽。另一方面，在惩处盗贼时应否、如何宽减饥民死罪等问题上，北宋君臣也在避免政令过宽而被强盗恶徒利用，导致打击力度不足、惩盗不严。仔细考察这一时期政令中给劫粮的饥民减刑的具体操作，还有两点“宽中有严”的表现，值得注意。
其一，在皇帝针对灾荒地区的饥民抢粮犯罪下诏表示宽减时，要注意这种变通的局部性、暂时性、条件性和秘密性。南宋程大昌就注意到，对“饥民强盗人谷米”处置，宋太祖、宋真宗“多因奏谳，特许贷配”，类似于一事一议、特事特办，特征都是“不明立为法”。这种因时制宜、不破坏《宋刑统》等律法稳定性的举措，在宋仁宗时也仍然延续。天圣年间，针对陕西旱灾降下对劫粮者减死发落之诏，程大昌认为皇帝“仍令长吏密以诏书从事”，此后应对诸路灾伤“即降不下司敕”，也都注重从宽处置饥民做法的个别性、灵活性，兼顾了对饥民的同情即“矜其迫饥为之，故特贷其死”与对恶徒的防范，“不明降诏命者，恐人恃此以犯”。对宝元年间四川饥民为盗情节较重者，以“刺配”代替死刑，也设定了期限，“俟岁丰如旧”，即民生恢复后便要回归“强盗”律法，不必减死从轻。朝廷保全饥民为盗者性命的政策，通过“不明立为法”“不明降诏命”及“俟岁丰如旧”等方式加以限定，防范宽减之策被不法之徒利用，这是做到了轻中有重，宽中有严，宽严互补，宽严有度。
其二，司法官吏也有对饥民的同情，但职责所在、权能所限，他们不会像皇帝那样径直出具减刑命令，他们对“宽猛得中”的贯彻方式，是遵循规则与程序，合理提出建议、加以变通。比如宋太宗时的蔡州饥民劫粮案，知州、推官联名请示将被判死刑的三百余犯区别首从、以杖代死，引起皇帝重视。又如真宗时请示皇帝为70余名计赃应死的犯盗饥民减刑的陈尧佐，他在寿州带头赈灾可谓不遗余力，“自出米为糜以食饿者，而吏民皆争出米，共活数万人”，但他坦言自己并无意于“行私惠”，即不是为宽而宽，而是要用合适的方式争取合理的目标实现。
对刑罚宽减的检视
在北宋君臣探索饥民盗粮案件办理的“宽猛得中”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针对刑罚宽减的反思和纠偏。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杨安阁借由经筵讲《周礼》“大荒大札，薄征缓刑”的场合，抒发自己的见解，明言缓刑的适用范围“乃过误之民耳，当岁歉则赦之，悯其穷也”，但饥民聚众持杖抢粮，已经超过了“过误”的范围，“今众持兵杖劫粮廪，一切宽之，恐不足以禁奸”。这其实是针砭时弊，直指宋仁宗在位后发布的一系列宽减饥民盗粮罪责的政策是“一切宽之”，有惩盗不力之嫌。宋仁宗却不以为然，他的态度仍与皇祐年间一致，重点是怜悯“细民无知”，“饥莩所迫，遂至为盗”，在这位皇帝眼中，“天下皆吾赤子也”，百姓“一遇饥馑，州县不能振恤……又捕而杀之，不亦甚乎”。北宋仁宗、英宗等皇帝对饥馑为盗者的刑罚宽减，可以视为在困难时期减少社会对抗、增进社会和谐的一种方式，借由刑罚的宽缓来维护民生和凝聚民心。但对饥民为盗的处刑宽减，可能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方面留下了弊端。宋英宗时，司马光在治平元年（1064）十月十日上《除盗札子》，便强调朝廷降敕宽待盗犯的消极作用。司马光主张，赈恤灾荒的基调虽然是“宽大之恩以利于民”，但依照儒家经典《周礼》的精神，“独于盗贼，愈更严急”。司马光认为，只有始终坚决除暴安良，才是成熟统治经验的体现，因为“饥馑之岁，盗贼必多”，如果州县官吏“不知治体，务为小仁”，将导致“盗贼公行，更相劫夺”，结果是“乡村大扰，不免广有收捕，重加刑辟”，想要怜悯饥民，反倒加重地方负担，不得已增强打击力度，结果事与愿违。他尤其反思了“朝廷明降敕文，豫言偷盗斛斗因而盗财者与减等断放”的举措，认为这无异于“劝民为盗”，“恐国家始于宽仁，而终于酷暴，意在活人，而杀人更多”。司马光对朝廷应对饥民为盗问题的解析，相当周全。就盗案本身，他主张严格法办，反对朝廷发布减刑明文，以防盗贼猖狂，殃及良民，增加官府缉捕难度。就百姓生计，他致力于回归本质，“百姓乏食，官中当轻徭薄赋、开仓赈贷、以救其死”，即通过官府切实救灾，给百姓以活路，从根本上消除饥民劫夺的可能性。就秩序的恢复与治安的维护，他敏锐地看到，“今岁府界、京东、京西水灾极多”，担忧“饥民啸聚，不可禁御”，“严刑峻法以除盗贼”才是“保全愚民、减省刑狱”的根本途径。司马光上疏后，“取进止”。此后的治平四年（1067）九月，朝廷下诏“灾伤州县，持杖强盗，不以财物斛斗，但同火三人以上，伤人及计赃罪死者，捕获，已尝为盗至徒经断不以赦前后，今犯至死者，依元条，不用灾伤减等”。这是基于更严峻的自然与社会状况，对饥民为盗案件办理作出的新调整。程大昌评价，此乃仁宗朝之后的君臣察觉“恕贷之不足以戢盗”，从而限制“灾伤减等”，从严贯彻强盗律法，从罚当其罪与惩防并举的角度来说，都是“足为至当也”。
总之，北宋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等朝君臣在饥民劫粮问题上致力于用刑“宽猛得中”的探索，虽然在立法、司法层面尚不够客观公正和全面准确，反映出皇帝“以言代法”“权大于法”等局限性，但其中体现出的君臣对民生、民本与治安的一致重视，对打击盗贼和体恤饥民等目标的兼顾，以及对用刑宽严方案的不断优化调整等，仍提供了中华优秀法文化在具体场景中贯彻落实的历史镜鉴。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读书万卷不读律”辨》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