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河南省济源县委通讯员合影，右为张占华。

　　院里的检察史陈列馆内，又新添了珍贵的文物——一个铜茶缸。

　　铜茶缸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虽然历经七十余年的风雨，底部已生了一层绿色铜锈，但透过岁月的包浆，依然闪耀着黄铜明晃晃的特有光泽。特别是缸体“抗美援朝　卫国保家”八个繁体大字，清清楚楚地环绕于铜茶缸四周，默默地见证着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

　　轻轻地掀开已被革命前辈的手摩挲得金黄发亮的茶缸盖，再轻轻地盖上，清脆的铜音顿时响起，如无意间拨动了一根久违的琴弦。

　　这只铜茶缸，来自济源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后的第一任检察长张占华。

　　不久前，我专程赶到济源市克井镇大社村，走进张老居住的小院，拜访这位年逾九旬依然耳聪目明、思路清晰的检察前辈。

　　大社村背靠太行山南麓，山下的盘谷寺，曾经是唐朝官员李愿隐居之地，一代文豪韩愈专门为他的好友李愿写了《送李愿归盘谷序》，在此类文体中达到空前绝后的高度。寺后有清朝乾隆皇帝的摩崖石刻。

　　远远望去，依山而建的盘谷寺金碧辉煌，寺前是一大片碧绿的麦田，寺后山林新绿绽放、繁花点点。

　　按照张老的嘱咐，很容易就找到了他家。小院青砖灰瓦，质朴、幽静，几竿翠竹在风中低语，一株繁茂的桂花树在悄悄积蓄着力量。桂花树下，站着笑意盈盈的张老。得知我要去看他，张老一大早就等在院子里了。

　　我快步上前，送上鲜花，同时握住张老温暖有力的手：

　　“张检好，您身体咋样？”

　　“还好还好，快坐下。”

　　去年秋天，我曾通过张老的亲属介绍想去探望他，因张老秋冬季节感染风寒，所以一直未能如愿。这次终于见到，内心自然十分欣慰。张老也很激动，他说自己1981年8月离开检察院后，一直关注检察院的发展，还问了我济源两级检察机关的组织架构和“两反”转隶情况，让我无意中窥见张老那颗始终与检察事业同频共振的初心。

　　拜访张老，旨在落实最高检关于走访“老检察”、抢救性地挖掘检察史的要求。张老很感慨，给我讲述了他在党的领导、关怀下，一步步从讨饭娃、孤儿成长为新中国检察长的故事。

　　“我出生在1932年，父亲早亡，童年时社会动荡，国民政府腐败无能，人民饥寒交迫。1942年，战争灾难加上旱灾、蝗灾，庄稼颗粒无收。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去山西逃荒要饭，姐姐和母亲先后饿死途中，我靠着乞讨来的半个窝头活了下来。”

　　“也是在这次乞讨途中，我学会了一些抗日救亡歌曲，像《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今天唱起来，眼泪仍然会落下来。”

　　“回到村里后，我拜一个匠人为师学打草鞋，靠着这个手艺，勉强糊口。1946年，八路军在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指挥下，解放了济源。我就在县政府（当时叫作济源县民主政府）门口，白天以卖草鞋为生，晚上参加扫盲班，识了一些字。”

　　“1949年秋天，县政府门口张贴了一则告示，大意是招一名勤务员。我就报了名。填了表后，就有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走过来，很亲切地问了我的出身和家里情况。他身材魁梧，浓眉下一双睿智的眼睛，让我心生敬意。他说：‘你叫占华吧？今天，县里给你一个任务，你去王屋林山村给山河（化名）送封信，尽快返回。’我痛快答应。后来才知道，这位干部竟然是济源县的县长许子善。”

　　“许县长把信交给我已是中午，我带着几双草鞋当掩护，把信揣在贴身的棉袄内里，又担心丢失，找了块布用针线缝好，就急速出发了。从县城到王屋林山有七八十里路，我一路西行，过李八庄、石匣村后，沿西边山道继续走。那时候，山上豺狼虎豹都有，还常有土匪劫道。我扮成卖草鞋的人，连夜走了十来个小时，一直走到天蒙蒙亮，才终于到了林山村。我找到了那个叫山河的干部，把信交给他。”

　　“他说：‘小伙子，你先吃饭，我看看信。’大约有一刻钟的时间吧，山河就回来了，他拿了一封信对我说：‘小伙子，许县长的信很重要，你休息休息回去，把回信给许县长。’”

　　“我那时虽然感觉很累，但就着咸菜吃了七八个窝窝头后，感到劲头又恢复了，就想迫不及待地赶回去。我说：‘领导，我不累，想早点回去。’山河说：‘嗯，那好吧，白天也安全点。’他安排勤务员又给我装了几个窝窝头，打了点水，我就回城了。”

　　“途中，我想，县长这么大的官让我一个孤儿去送信，他到底是咋想的？我那时也顾不上琢磨了，一门心思想着尽快回去，把信交给许县长。回去的路又顺又快，到了县政府，得知许县长下村了，我又不放心把回信交给其他人，就在门口等着他。天快黑了，许县长才回来。”

　　“他一见到我就说：‘占华，你回来得很快啊。’我说：‘许县长，我晌午就到了，知道你下村了，信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就在这儿一直等你。’说着我把内衣衬的线拽开，取出回信交给了许县长。他说：‘呦，你这小机灵鬼！怎么知道我是县长？’我说：‘是山河首长讲的。’许县长笑了笑，说：‘赶紧去食堂吃饭吧。’到食堂我一顿狼吞虎咽后，才想起来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于是就在县政府会议室的长条板凳上睡着了。我睡醒后发现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了，我的身上还多了一床棉被。后来才知道是许县长怕我受凉，让他的通讯员给我盖的。”

　　“我起来洗了把脸，记得那天早上的太阳红彤彤的。这时候，许县长的通讯员走过来，让我和他一起到县长办公室。许县长的办公室在老土房里面，非常简陋，还能感觉到明显的潮气。他当时戴着眼镜正在批阅文件，抬头从眼镜上方看了我一眼，点头示意我先坐下。大约十多分钟后，许县长对我说：‘占华，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这次给你的任务，实际上也是对你能力的一次考验。对你的出身和家庭成分，组织上也了解清楚了，你愿意到我这里工作吗？’我一听，眼泪顿时夺眶而出。我感觉，我这个孤儿终于有了‘家’。我哭着说：‘我愿意。’许县长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勤务员了。你认识的字还不够，要认真学习。这是我送你的四角字典，你要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我握着许县长的手，感觉非常温暖。”

　　“后来我才知道，许县长早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的革命根据地做政法工作，是地地道道的‘老革命’了。他既是我的领导，更是我的恩师。在他的指引下，我1950年投入了党的怀抱，那年我18岁。1952年许县长去北京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习，临别时特意找我谈话，说：‘占华，是党给了你二次生命，所以一辈子都要知党恩，为党积极工作，全心全意做好人民的勤务员。’说罢，许县长把一个錾刻有‘抗美援朝卫国保家’的铜质茶缸送给我作留念。我小心翼翼地接过那只铜茶缸，非常感动。这只铜茶缸我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来就舍不得再用，又怕磕了碰了，我爱人就做了个布袋子包着，一直珍藏至今。”

　　“1978年，我46岁，时任县委书记王荣森找我谈话。王书记说：‘占华，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恢复了人民检察院，新乡地委有要求，济源县要走在前面，组织考虑你年富力强，让你去挑起这副担子，县委全力支持你，尽快恢复重建。’我回答只有一句话：‘保证完成任务。’”

　　“1978年8月，我任济源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同时县委将济源县公安局副局长陈传桐、郭家法分别调入检察院任职。”

　　“万事开头难。检察院恢复重建，初期是最不容易的。工作充实，压力也大。组织委以重任，既是信任，也是重托，如果这个‘家’我安不好，何以面对组织的托付和干警的信任呢？但，就是这最难的时候，大家群策群力，加班加点，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快速推进，最终成为新乡地区（当时济源县隶属新乡地区）恢复重建检察院的排头院。”

　　“那会儿我对检察业务一窍不通，只能现学现卖。白天抱着法律条文啃，晚上拉着老检察、老公安还有法律专业的年轻人唠嗑，逮着机会就请教。当时院里拢共就十来号人，办公在老县委边上两排小土房，屋内非常潮湿，屋顶是用高粱秆和手工编的芦苇席搭的棚子，一到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办公条件非常差，俩人挤一张老木头桌子，法律文书全靠老油印机一张一张推，结案的案卷全锁在一个铁皮保险柜里。”

　　“1981年8月，我调到县纪委任副书记。纪委工作业务和检察机关业务也有许多交叉，我一直关注检察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我得知1984年济源县人民检察院被评为全国先进检察院后，激动了许久。因为，检察工作是我人生中最精彩的一页。”

　　临别，张老从里屋拿出了一只枣红色的布口袋，从里面小心取出那只铜茶缸，郑重地赠予我。我发现，那只布口袋上，还有一颗红五星，是用红布剪成后在缝纫机上轧上去的。此外袋口有白绳能够抽紧，布袋下方的两个角上还镶嵌了更结实的布。看得出，这只由张老的妻子精心制作的袋子，七十年来一直在呵护着那只珍贵的铜茶缸。

　　（作者单位：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济源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