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这段韵律铿锵、蕴含深邃哲理的文字，出自《左传·襄公四年》所记载的《虞人之箴》。

　　从字面意思来看，“箴”与“针”同，引申有刺病之意。《说文解字》将“箴”解释为“诫也”。作为一种文体，“箴”常用于撰写告诫、规劝之辞。“虞人”在周代是执掌山泽田猎的官员，《虞人之箴》实为执掌山泽田猎的官员向君主进谏的箴言。他从大禹划分九州、开辟道路，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禽兽亦有丰茂栖息之所，人兽各安其处的和谐图景说起，又提出后羿沉迷田猎、荒废国事的反面案例，劝谏君主吸取历史教训，莫因贪图享乐而忽视治国安民的重任。《虞人之箴》言简意赅、生动形象，所蕴含的劝诫内容既易于理解，又极具感染力，其以箴体文为载体、以治官劝诫为内核的创作模式，是中国传统官箴文化的一个缩影。从先秦到明清，这种以文字诫勉官吏、以道德约束权力的文化传统绵延不绝，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官箴文化。

　　官箴在治国实践中应运而生

　　若追溯官箴文化的源头，则早在部落联盟时期，黄帝便曾以箴言自诫：“余居民上。摇摇，恐夕不至朝。”（《古谣谚》第九十九卷）夏商时期虽出现了“箴文”的雏形，但尚未形成“官箴”这一明确语词。至周代，以《虞人之箴》《大正箴》为代表，官箴形成完整的文体形态。“官箴”一词最早可追溯至《左传·襄公四年》：“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西晋杜预注曰：“阙，过也。使百官各为箴辞，戒王过”，即要求百官以箴言形式规诫君王过失。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其《文心雕龙·铭箴》中进一步阐述：“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余句颇存。周之辛甲，百官箴阙，唯虞箴一篇，体义备焉。”点明“箴”起源于夏商周三代，并在当时极为盛行。

　　早期的官箴，本质上是“君王之诫”（亦称“箴君”），是各职官立足自身职能，向君王进献的谏言或备忘。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世卿世禄制逐渐瓦解，官僚体系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至秦代，中央集权制度确立，君权不断强化、官吏队伍日益庞大，在此背景下，通过道德感染力和舆论压力加强对官吏的管理成为客观需要，官箴也从“箴君”逐步发展为“箴官”与“箴君”并存，以“箴官”为主流的格局，真正意义上的官箴由此诞生。这种转变不仅是文体功能的演进，更是我国古代封建中央集权制度逐步完善的缩影。相较于法律条文，官箴的内容更为具体细致、可操作性强，能够有效弥补法律的抽象性与原则性，尤其在官吏职业道德培养与专业技能提升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因如此，官箴成为古代官员奉为圭臬的行为准则。以现代视角审视，官箴则可被理解为“居官格言”“为官须知”，多以精练的箴言、隽永的格言或短小精悍的短文呈现，内容涵盖廉洁、勤政、公正、爱民等诸多领域。

　　官箴在岁月更迭中渐次丰赡

　　官箴的发展贯穿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演进历程，从先秦到明清，其内容、形式与影响力都在持续丰富与拓展。尤其是在汉代儒家思想确立正统地位后，官箴开始系统化发展，如西汉扬雄的《十二州箴》、东汉崔瑷的《百官箴》等，就将廉洁、勤政、爱民等价值观融入劝诫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思想的融入使官箴内容更加多元，如梁武帝萧衍著《凡百箴》告诫群臣百官“事无大小，先当孰思”，即让官员在处理政务时保持内心的平静和理智，避免冲动行事。唐宋时期，官僚制度日臻完善，科举制成为选官主流，官箴文化随之繁荣发展，大量官箴文献涌现，内容更加系统完备。如唐太宗的《帝范》和武则天的《臣轨》，宋代陈襄的《州县提纲》、李元弼的《作邑自箴》、吕本中的《官箴》等。以宋代吕本中的《官箴》为例，该书开宗明义：“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意即为官从政者务须清廉、慎权、勤政。吕本中提出“清慎勤”的为官之道，借以塑造官员品格、行为、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梁启超在其《新民说·论公德》中称：“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习近平总书记曾数次提及“清”“慎”“勤”。在主政浙江时，他曾在一次省委全会上引用吕本中这句话，强调领导干部要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需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经得住考验”。

　　至元明清三代，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对官员行为规范的要求更为严格，官箴文化也达到鼎盛，诞生了许多经典作品。从元代张养浩的《三事忠告》、叶留的《为政善报事类》，到明代薛瑄的《从政录》、杨昱的《牧鉴》、吕坤的《实政录》，再到清代陆陇其的《莅政摘要》、郑端的《政学录》、汪辉祖的《佐治药言》等，官箴内容更加务实、通俗，注重实操性，将“正己正人”“廉洁自律”等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指南。如明代吕坤的《实政录》详细介绍了赋税、刑狱等具体政务操作，清代徐栋的《牧令书》收录了历代州县治理经验，为当时官员施政理民提供了实用的参考。

　　纵观官箴的发展轨迹，可谓始终围绕“如何维护统治秩序”与“如何实现良政治理”展开，并呈现以下鲜明特征：一是形式从先秦时期的零散论述，逐步发展为系统的文本，成为官员教育的重要依托；二是内容从理论探讨走向实践应用，说教色彩减少而实用性增强；三是创作主体从早期的帝王与贵族主导，发展至唐宋士人自编官箴兴起，到明清时期大量乡绅、学者编纂的官箴，创作主体日益多元化；四是创作主体的多元化推动传播对象的多元化，从最初面向朝廷中枢官员，后逐步普及到地方官员乃至普通百姓，官箴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

　　官箴在文明传承间历久弥新

　　概括而言，古代官箴主要以“廉、忠、勤、慎、仁”为核心，构建起廉以修身、忠以事君、勤以履职、慎以用权、仁以爱民的价值体系。这一体系涵括了古代为政者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不仅是个人修养的指南，更是维系封建王朝政治秩序的重要精神支柱。随着时代变迁，古代官箴所依存的制度环境与社会基础均发生根本性转变，其历史局限性也显而易见。例如，古代官箴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忠君思想贯穿始终，这与现代民主政治理念存在显著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官箴强调为政者应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培育官员责任意识、重视权力规范等思想理念与政治智慧，超越特定历史时期的局限，为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和干部队伍作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文化滋养与实践镜鉴。

　　习近平总书记就曾在重大报告和重要讲话中多次引用经典官箴，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党的作风建设及党员干部教育指明方向。如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公生明，廉生威。’执法司法是否具有公信力，主要看两点，一是公正不公正，二是廉洁不廉洁。”这既是对政法干部的基本要求，更是对全体干部队伍寄予的深切期望与郑重嘱托。习近平总书记还引用宋代包拯《书端州郡斋壁》中的“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要求广大党员干部高度重视道德修养，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以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信念抵御利益诱惑，全身心投入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援引吕本中《官箴》中“处事不以聪明为先，而以尽心为急”，强调领导干部应将尽心尽责置于工作首位，积极践行“在其位、谋其政”的担当精神，面对工作任务不推诿、不懈怠，勇于攻坚克难。

　　从《虞人之箴》质朴的谏言，到《臣轨》《官箴》等历代官箴著作的系统构建，官箴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理想政治的不懈追求。当前，全党正在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度挖掘古代官箴文化中的优秀思想，从中汲取修身律己、崇德尚廉的思想养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权力观，提升道德修养，增强廉洁自律意识。例如，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精简会议活动”“厉行勤俭节约”等要求，本质上是对“廉以修身、俭以养德”传统官德修养的当代演绎。宋代包拯在《乞不用赃吏疏》中强调“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明代徐元太编纂《官箴集要》将节俭列为官德的重要方面。这些历经千年沉淀的理念，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焕发新的生机。应通过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思想深处认同“清廉是福、贪欲是祸”，将“不敢腐”的震慑转化为“不想腐”的自觉。在务实勤政层面，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改进调查研究”“精简文件简报”等内容，传承了传统“务实勤政”理念，体现了传统官箴中“去繁就简、务实为民”的智慧。清代汪辉祖在《学治臆说》中提出“为政之道，以不扰为安，以不取为与，以不害为利”，强调官员应戒除形式主义、崇尚实干。这种务实精神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除文山会海、要求调研“身入更要心至”的要求高度契合，彰显了跨越时空的治理智慧传承。中央八项规定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作为核心导向，这与传统官箴“视民如伤”的民本思想一脉相承。《尚书》记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宋代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提到“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这些理念深刻影响了历代政治实践。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强调轻车简从、减少陪同、不安排群众迎送等，正是对这一传统的创新性发展，将民本思想转化为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具体行动准则。

　　为充分发挥古代官箴文化的现代价值，需要将古代官箴中的优秀思想与现代社会发展需求有机结合，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一方面，可将古代官箴文化融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体系，通过专题讲座、案例分析等形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理解传统官德精髓；另一方面，利用全媒体传播矩阵开展宣传活动，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人民群众宣介古代官箴文化，营造崇廉尚洁的社会氛围，让古代官箴文化更好地在新时代绽放新活力。

　　（作者为检察日报社理论部二审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