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画家周臣《逍遥游》写意画之《北溟图》
我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和辽阔的海域，旧石器时代沿海地区已有人类活动，18000年前的山顶洞人已用海蚶壳作装饰品。浙江余姚的井头山遗址，距今约8000多年，出土了大量贝类、骨器以及用于海里航行的船桨。河姆渡出土了7000年前的船桨。殷墟出土了太平洋、印度洋的龟甲、贝壳，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海洋资源的利用以及对航海技术的掌握。
古人依海而生，以海为田，开启了中华民族与海洋的不解之缘。大量吟咏大海的诗文，让我们能感受到中国古代独特的海洋文化。
1.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庄子·逍遥游》
早在远古时代，先人们受认识能力和思维水平的限制，对雄伟博大、变幻莫测的神秘海洋充满了敬畏和崇拜，这从古代诗文中可以略见一斑。刘熙辞书《释名》是一部专门解释词义、探寻事物得名由来的词源学专著，“释水”篇解释“海”：“晦也，主承秽浊，其水黑如晦也。”“晦”的本义是指农历每月最后一天看不到月亮因而特别黑暗的夜晚，引申为昏暗。由于海水深黑昏暗“无所睹”，所以称为“晦”。《庄子·逍遥游》中有“南冥”“北冥”“冥海”的说法。“冥”指月亮开始亏阙，与“晦”一样，也引申为昏暗。
楚国诗人、政治家屈原的《天问》，全篇用问句一连提出了172个问题，包括宇宙形成、天地开辟、日月运行等各类自然现象，其中提出：“川谷何洿？东流不溢，孰知其故？”江河不断流入大海，大海为什么不会满？谁能说出其中的奥妙？这不仅是屈原的疑问，也是当时人们共同的疑问。
《诗经》中也有大量的诗句描写大海。宋君祭祀商汤、伊尹的乐歌《商颂·长发》中的“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反映商代先民涉足海外之事。《小雅·沔水》中的“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借指百川入海。《鲁颂·閟宫》歌颂鲁僖公兴祖业、复疆土的诗，“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这里的“海邦”指鲁东近海的小国，说明周朝的领地已达东南沿海。《大雅·江汉》有“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句，赞美周宣王命召虎平定淮夷，势力达到南海的业绩。
夏朝时人们就有了“四海”的观念，认为大陆在中央，东西南北都是茫茫大海，《尚书》有“四海之内，咸仰朕德”的说法。《墨子》《荀子》中将“海内”与“天下”对称。《韩非子·奸劫弑臣》有“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的说法，《六反》中有“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于宝”之语。
《山海经》是先秦古籍，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关于山川海洋的著作，记载了许多神话和海外异人的风俗形貌，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等神话传说更是家喻户晓。《山海经·北山经》记载：“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精卫鸟以弱小的力量挑战浩瀚大海的精神，是先民们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探索自然、试图征服自然的顽强精神体现。《山海经》最早记载了四海海神的传说：“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虢。”“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廷胡余。”“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弇兹。”“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强。”
古代先民们对海洋充满着想象。《山海经·大荒东经》载：“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有大人之市。”后世学者分析这里的“大人之市”为海市蜃楼的幻象。《列子·汤问》记载：“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大海的神秘与海市蜃楼的变幻，使先民们对远海有无限遐想，相信海洋深处有长生不死的神仙。
《史记·封禅书》记载，在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时期，已开始派人访寻海上神仙山，蓬莱等三“神山”在船上还能望见，而到近前却潜入海底，求之不得。先秦的人们在祭祀山川的同时也不忘祭祀海，《礼记·学记》载：“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即夏商周三代王者祭祀河川时，都是先祭河而后祭海，河是海的水源，海是河流的归处。
2.
长臂国在其东，捕鱼水中，两手各操一鱼。一曰在焦侥东，捕鱼海中。
——《山海经·海经·海外南经》
《山海经·大荒南经》有载：“有人名曰张弘，在海上捕鱼。海中有张弘之国，食鱼。”这为我们描写了先民们在东南沿海以捕鱼为生的渔业生产情形。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早期的人类就在居住地附近的海域中捞取鱼、贝类作为食物维持生活。新石器时代，人类的捕鱼技术和能力有了发展，沿海地区除采捕蛤、蚶、蛏、牡蛎等贝类外，还能捕获鲨鱼等凶猛大型鱼类。《竹书纪年》有“东狩于海，获大鱼”的记载，即4000多年前夏朝已经有了狩海经营的捕鱼活动。
夏《禹禁》记载，“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实行夏季禁渔期，注重对海洋渔业资源的保护。商朝的渔业在农牧经济中占有一定地位，从出土的鱼骨来看有鲸、鲻等海鱼。周代捕鱼技术有很大改进，渔业制度逐步健全，实行严格组织管理、规定捕捞时间、保护鱼群种类等。《诗经·小雅·鱼丽》有诗句：“鱼丽于罶，鲿鲨。”“罶”指捕鱼的竹笼，口大颈狭，腹宽而长。周朝还设立“水虞”掌管山泽禁令，管理渔业生产，《周礼·天官冢宰第一》记载：“䲣人掌以时渔为梁。”“凡渔者，掌其政令。凡渔征入于玉府。”可见西周已设立渔业管理机关。
春秋战国时期海洋渔业继续发展，管理也更加严密。管仲（约公元前723年—前645年），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是最早提出要保护海洋生态的哲学家之一，他指出：“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罔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江海虽宽广，鱼鳖虽很多，但捕捞应有度，船网不可一截而成，这样做不是偏爱草木鱼鳖，而是憎恶这样会毁掉民众的生活资源。管仲之论，体现出了注重渔业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观念。
《管子·小匡》记载，“泽立三虞，山立三衡”“泽之筐蒲，舟绞守之；蔽之薪蒸，虞候守之”，即渔业由虞官管理，水生植物采集则由舟绞负责管理。孔子在《论语》中提出“子钓而不纲”，即要用鱼钩钓鱼，不要用大网捕鱼。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养护渔业生态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太公望”即姜尚，姜太公辅佐武王伐纣，受封于营丘（今山东省昌乐县）滨海处。那里地瘠民贫，土地都是盐碱地，劳力很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妇女纺线织布，并发展渔业和盐业。姜太公因齐地处胶东半岛临渤海，提出“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后世坚持这一经济方针，最终使齐国“是以邻国交于齐，财畜货殖，世为强国”。发展渔业，成就了齐国的霸业。
3.
白盐海东来，美豉出鲁门。
——佚名《古艳歌》
《古艳歌》中这句诗出自汉乐府，这里的“白盐海东来”指当时齐国生产的盐，即今渤海东岸的山东滨州一带；“美豉出鲁门”指今山东临沂的八宝豆豉。“齐盐”“鲁豉”，皆上等盐豉。中国对海盐的生产食用可追溯至5000年前，福建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的煮盐器具，说明从那时起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即已开始煮制海盐。
自古以来，盐都是执政者最关心的。《尚书·夏书·禹贡》记载：“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其大意是，渤海和泰山之间是青州，嵎夷治理之后，疏通潍水和淄水，这里土地肥沃，海边有一大片盐碱地。农田是第三等，赋税是第四等。进贡的物品主要有盐和细葛布，海产品多种多样。可见早在夏朝盐就已作为贡品。《尚书·说命下》记载：“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其意为盐味咸、梅味酸，都是调味所需，亦喻指盐和人才在商朝都很重要。《周礼·天官》记载：“盐人掌盐之政令，以共百事之盐。”即对盐业有专门机关管理，以供祭祀用。
最早将盐纳入国家管理的人是管仲。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齐国国君，任命管仲为“上卿”，使之“任政相齐”。据《管子·海王》记载，齐桓公与管仲关于治理国家有这样的对话：“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桓公曰：‘何谓官山海？’管子对曰：‘海王之国，谨正盐策。’桓公曰：‘何谓正盐策？’管子对曰：‘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这一盐税政策，管仲的解释大意是：如使盐的价格每升增加半钱，一釜可增收五十钱。每升增加一钱，一釜可增收百钱。每升增加二钱，一釜可增收二百钱。一个万乘的大国，征人口税的当征数为一百万人，每月每人征税三十钱，总数才不过三千万。现在我们没有向任何大人小孩直接征税，就有相当于两个大国的六千万钱的税收。假设君主命令要对全国大人小孩直接征税，那一定会引起全国不满反对。现在用给盐加税的政策，收入超过百倍归于君主，百姓也只能接受，这就是理财之法。
管仲正是认识到“齐地负海潟卤，少五谷，而人民寡”的特殊地理条件，指出齐国只能实行以兴海为业，征税于盐的政策。
齐国在齐桓公时代实行“官山海”的政策，其海盐产品成为战略资源，远销梁、赵、宋、卫等国。明邱睿说：“自管仲兴盐策，以夺利，始开盐禁。”管仲食盐官营，历代多效法。秦朝统一后，盐业由“少府”管理，“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
4.
放余辔兮策驷，忽飙腾兮浮云。蹠飞杭兮越海，从安期兮蓬莱。缘天梯兮北上，登太一兮玉台。
——王逸《楚辞·九思·伤时》
王逸的这几句诗，大意是：放开缰绳策马扬鞭，忽刮强风腾起云端。跳进航船飞渡大海，跟随仙人来到蓬莱。攀登天梯来到北方，登上玉台拜会神女。这里描写了乘船渡海访仙人的情形。
中国夏商周时期，就已有制造船舶和海外交通的记载。《易经·系辞》记载：“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为了加强管理，周朝专设主管舟船的官员“舟牧”，承担类似于今天的船舶检验局的职责。《礼记·月令》记载：“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由此记载来看，舟牧主要是保证天子乘船安全的官员，要经过至少五次的反复检查，才能允许天子乘船。舟牧可谓是我国最早的船舶质量检验员。
在航海技术方面，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已认识到海流和潮汐这种海洋自然现象，不仅掌握了其运动规律，而且已经加以运用。如《管子·禁藏》篇：“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在近海航行，舟船朝出夕归，航程短，进出口都是“就波逆流”，海潮上涨时，海水逆向岸边流动，特别是河流入海处，海水逆河道上流十分明显，此时回港船可乘潮进口。相反可趁满潮或退潮出口。《禹贡》也说：“朝夕迎之，则遂行而上。”即利用潮汐规律，可趁海流远航。在甲骨文中还出现了“帆”字，都证明先民们已经掌握了借用风力航海的风帆技术。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专门的造船场所——船宫，在造船时开始使用铁制零件，并能够绘制海图加以应用，是世界上最早绘制海图的国家之一。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开始有了保护属于自己海域的海防观念，进而爆发了大大小小的海战。《左传》记载：“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海战（公元前485年），即齐国和吴国在黄海海域发生的海战。春秋末年（公元前482年），地处今浙江一带的越国曾派水军沿海北上，进入淮水与吴国作战。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全国划分为42郡，西沙群岛和全部的南海诸岛都在南海郡的管辖范围之内。秦始皇曾多次沿海巡视，公元前219年，沿渤海湾到山东半岛的各重要港口巡视。公元前210年东游会稽山，并刻碑有“防隔内外”之文，说明具有了一定的海防意识。
从海上贸易活动来看，殷商时期就已经开始有所发展，通过海洋与邻近地区进行贸易往来。据考古发现，当时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如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以及朝鲜半岛等地进行了贸易交流，交换各种物品，如青铜器、玉器、贝壳等。《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馀，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这里的朝鲜、真番均为今朝鲜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