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律之定，肇自商鞅。商鞅入秦为相，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定《秦律》为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六篇，使《法经》体系得以传留。秦始皇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后，为巩固中央集权，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法律亦需标准化。遂将商鞅以来的律令加以补充、修订，形成了统一的内容更为缜密的秦律，并颁行于全国。故李斯云：“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又云：“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但秦律早已佚失，史书记载缺乏，考古资料亦不曾有其原貌，已难详知。

　　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简牍，揭开了秦朝法律的神秘面纱。睡虎地秦简是目前研究秦律的核心文献，记载了秦代施行的20余个单行法规，600余个法条，有关于农业生产的《田律》、仓库管理的《仓律》、市场交易的《金布律》以及徭役征发、官吏职掌、民族关系等各方面。在刑法制度方面，记录了秦朝法律的罪名分类，即盗窃（“盗”）、杀人（“贼杀”）、渎职（“不胜任”）、诬告（“诬人”）等；刑罚体系，即死刑（车裂、枭首等）、肉刑（黥面、劓鼻、刖足等）、劳役刑（城旦舂、鬼薪白粲等）、财产刑（赀甲、赀盾等）。在民事与社会规范方面，也有详细的记载，例如婚姻家庭方面，禁止“弃妻不书”（休妻需登记），严惩“不孝”行为。农业管理方面，例如《田律》规定了农田播种、灾害上报等细则。在司法程序方面亦有详尽记载，例如审讯须记录口供（“爰书”），重视物证与现场勘验；实行“连坐”制度，邻里知情不报者同罪，等等。

　　秦律以公开成文法规范社会，奠定了中华法系“律令制”基础。通过严密的户籍、官吏考核和经济管控，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为后世“编户齐民”制度提供范本。将法家“以刑去刑”“重刑止奸”理论转化为具体法律条文，影响汉代《九章律》乃至唐律。秦律所确认的法律形式、原则和制度等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国法律文化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当然，秦律过度严苛（如“弃灰于道者黥”），激化了社会矛盾，成为秦二世而亡的原因之一，汉初“约法三章”即是对秦律的修正。

　　（整理：王渊　高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