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经我院依法监督，一起历时8年、案涉金额高达1.34亿元的虚假诉讼案得以改判。看着办公桌上那一摞摞被翻旧的卷宗，办理此案的日日夜夜又浮现在我眼前。

　　背上6000余万元债务

　　2014年6月，A公司和B公司签订了《淮安某小区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双方对工程承包范围、工程款支付等均进行了约定。2017年7月，工程竣工，双方签署了房屋交接书，并完成了工程款结算，确认工程总价为1.34亿元。2017年9月，双方核对并签署了《工程结算书》，确认已付工程款6700余万元。然而，A公司在之后未能按约向B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2017年10月，B公司将A公司诉至法院。

　　在庭审过程中，A公司称，对工程总价及已付款、尚欠工程款数额没有异议，但是无力给付工程款。2017年11月，法院判决A公司支付B公司剩余工程款6000余万元。判决生效后，B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却遭遇了“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困局。

　　2020年7月，A公司进入破产程序，法院指定A公司清算组担任破产管理人。谁料，破产管理人在梳理旧账时意外发现关键证据，认为原案存在虚假诉讼嫌疑，遂于2022年4月向法院申请再审。2022年11月，法院以“不符合再审的法定条件”为由驳回了再审申请。

　　蹊跷承诺书现身

　　2023年5月，A公司破产管理人带着一沓泛黄的票据来到我院申请监督。作为承办人，我仔细翻看所有清算材料。其间，一份签署于原审诉讼前的承诺书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份由B公司项目经理亲笔签字的文件明确写着“最终工程总价以第三方审计为准”，但同时约定了B公司起诉时的工程总价为1.34亿元。工程总价既然以第三方审计为准，为何还要特意约定起诉时的工程总价？更蹊跷的是，6000余万元的巨额债务纠纷，双方在庭审中却没有任何争议。

　　紧接着，我对两家公司近三年来的经营情况、公司负责人财产状况进行了全面排查，并调阅了相关案卷，发现了更多离奇之处：某律所在担任A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期间，却作为B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参与该案诉讼，38万元诉讼费和8万元律师费也由A公司为B公司支付，到了执行阶段，价值百万元的房产拍卖在即，却被紧急叫停……

　　“被告律师帮原告打官司，被告帮原告代付诉讼费和律师费，这些行为明显不符合常理。”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敏锐地察觉到该案很可能存在虚假诉讼。

　　新证据推翻原判决

　　为尽快揭开隐藏在案件背后的真相，我们围绕承诺书这一关键证据，第一时间对B公司开展走访调查。面对我们的询问，B公司坚称，承诺书不过是普通业务文件，不能作为新证据，也不足以推翻原判决。

　　承诺书是否属于新证据呢？我们通过审查发现，该文件虽然形成于原审法院立案前，却因双方未提交给法庭未经举证，属于“逾期证据”，并且是原审原、被告双方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证据，应当被当作新证据。

　　在确定了这一关键事实后，我们又收获了其他新证据：清算组经资金审计核查发现，原审认定的已付工程款存在300余万元缺口。而这笔资金既有多名证人的书面证词佐证，又有入账的原始凭证支撑。于是，我们在清算组资金审计的基础上，核查了资金流向，核对了已付工程款明细，确认至少有300余万元已支付完毕，但未被计算在已付工程款中。此外，我们通过走访第三方审计公司，确认案涉工程未进行过决算审计。

　　调查至此，真相已浮出水面：原审原、被告双方通过虚构工程结算价、事前约定诉讼金额、隐瞒部分已付工程款等方式，帮助A公司骗取法院判决书后，快速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由B公司享受房屋拍卖的优先受偿权，通过司法程序实现非法利益输送。

　　经检委会讨论，我院认定该案存在三大监督要点：其一，新发现的承诺书实质性否定了原审关键证据，应当被法院采纳为新证据，且足以推翻原判决；其二，300余万元工程款已支付完毕，却未被计入已付工程款明细，与原判决认定的已支付金额冲突，原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三，原审原、被告故意串通、虚构和隐瞒部分事实，炮制虚假诉讼。

　　2023年5月，我院依法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建议，再审撤销原审判决，重新确认了B公司对A公司享有的工程款债权为2929万元。

　　此外，我院对A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以涉嫌妨害清算罪提起公诉，李某最终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经过我们的沟通协调，本案多名债权人与破产管理人达成和解。

　　回顾整个办案过程，我们坚持一案多查、深挖彻查、精准监督，揭示了虚假诉讼的本质。这也提示我们，虚假诉讼日趋多样化、隐蔽化，我们只有擦亮双眼、高质效办案，才能让披上各色“外衣”的虚假诉讼无处遁形。

　　本报通讯员　马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