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徵明《坐庐图》
文徵明《雨余春树图》
明朝经济发展，人口剧增，生态环境和资源压力加大，形成了大量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利用方面的法律制度。而明朝的诗歌成就虽比不上唐诗宋词，但也有许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清人李调元《雨村诗话》评价：“明诗一洗宋元纤腐之习，逼近唐人。”虽只是一家之言，也反映出明诗的艺术成就，一些诗歌描写江山壮丽、农耕生活，体现了对自然生态的赞美。
1.
草动三江色，林占万壑晴。篱边春水至，檐际暖云生。溪犬迎船吠，邻鸡上树鸣。鹿门何必去，此地可躬耕。
——王廷陈《春日山居即事》
王廷陈这首诗文笔优美，简明易懂，描绘了春天的绿草如茵、万顷树林、江水小舟、乡村篱笆、烟火农家、犬吠鸡鸣、躬耕田园的画面。
明代注重劝课农桑，鼓励经济林木的种植。明太祖朱元璋可以称为“我国历史上最重视植树造林的皇帝之一”。明朝建国之前，朱元璋就在其统治区内下令农民“凡农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田多者，以是为差”。并由官府供给种籽，若扩大种植者，永不收税，以利推广。朱元璋还严令地方官员监督执行，“有司亲临督视，惰者有罚。不种桑者，使出绢一匹；不种麻者，使出麻布一匹；不种木棉者，使出棉布一匹”。洪武元年（1368年）又将此法推广到全国，并将其作为考核官吏的重要指标。洪武五年（1372年），诏令中书省凡官吏考核，必有“农桑之绩始以最闻，违者降罚”。
为发展经济林木，确定种植经济林木的数额，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令五军都督府：凡天下卫所屯军士兵，每人“树桑枣百株，柿、栗、胡桃之类，随一所宜植之”。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下令“凤阳、滁州、卢州、和州，每户种桑二百株，枣二百株，柿二百株”。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诏令种桑枣，“朕深知民艰，百计以劝督之，俾其咸得饱暖。比年以来，时岁颇丰，民庶给足，田里皆安，若可以无忧也。然预防之计，不可一日而忘。尔工部其谕民间，但有隙地，皆令种植桑枣；或遇凶歉，可为衣食之助”。还要求地方有司，督促百姓种植经济林木，传授种植技术，“督民种植桑枣，且授以种植之法”。同年下旨：“务要多栽桑枣，每一里种二亩秧，每百户内共出人力，挑运柴草烧地，耕过再烧，耕烧三遍下种，待秧高三尺，然后分栽，每五尺阔一垄。每一户，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种过数目造册回奏。违者发云南金齿充军。”对种植经济林木的数量、方法、处罚规定得非常详尽。
为鼓励民众种植经济林木，明朝还在税收上予以减免。洪武元年（1368年）奏准桑麻科征标准，规定麻每亩八两，木棉每亩四两。如果种植的是桑树，四年以后成活，才开始征税。洪武十八年（1385年）下诏减免农税：“议农桑起科太重，百姓艰难，多于优抚为宜，令今后以定数额，听从种植经济林木，不必起科。”
明朝对破坏林木资源的行为予以严厉处罚。《大明律·户律·田宅》“弃毁器物稼穑等”条规定：“凡弃毁人器物及毁伐树林稼穑者，计赃，准窃盗论，免刺。”对于滥伐林木的以盗窃罪论处。“擅食田园瓜果”条规定：“凡于他人田园，擅食瓜果之类，坐赃论，弃毁者，罪亦如之。”对于一些特殊场所也严禁伐木，《大明律·礼律·祭祀》“历代帝王陵寝”条规定：“凡历代帝王陵寝，及忠臣烈士、先圣先贤坟墓，不许于上樵采耕种及牧放牛羊等畜，违者，杖八十。”《大明律·刑律·贼盗》“盗园陵树木”条规定：“凡盗园陵树木者，皆杖一百，徒三年。若盗他人坟茔内树木者，杖八十。”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诏：“凤阳皇陵，南京孝陵，天寿山列圣陵寝，承天府显陵，山前山后，各有禁限。若有盗砍树株者，验实桩茬数量，比照盗大祀神御物，斩罪。为从者，发边卫充军。取土取石，开窑烧造者，俱照前拟断。”此诏后被收入《问刑条例》。《问刑条例》是为了弥补《大明律》的不足，从弘治十一年（1498年）开始修订，并于嘉靖、万历两朝都进行了修订，以“辅律而行”。
对盗伐林木的行为，《问刑条例·户律二·田宅》“盗卖田宅条例”规定：“大同、山西、宣府、延绥、宁夏、辽东、蓟州、紫荆、密云等边分守、守备、备禦并府、州、县官员，禁约该管官旗军民人等，不许擅自入山将应禁林木砍伐贩卖。违者，问发南方烟瘴卫所充军……”对人为引起的山林火灾，不仅要受杖刑，还要发配二千里边疆。《大明律·刑律·杂犯》“失火”条规定：“若于山陵兆域内失火者，杖八十，徒二年。延烧林木者，杖一百，流二千里。”
2.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
——高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高启诗风清新超拔，有人评其诗神似李白。这首诗以雄浑的笔触描绘了金陵的壮阔景象。浩浩长江，从万山千壑中奔流向东，虎踞龙盘的钟山，挺立在西边，好像要乘长风、破巨浪，挽长江西上。
元末战事频繁，社会动荡，水利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河道淤塞，堤防颓圮，大片土地荒芜，削弱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明朝初年，随着大量荒地被开垦，对水利灌溉需求大增，政府组织人力大规模兴修水利，也认识到以法治水的重要性。据《明会典·河渠四》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颁布法令：“凡各处闸坝陂池，引水可灌田亩以利农民者，务要时常整理疏浚……”要求时常疏浚河道，减少洪水造成的损失，并差遣官吏实地勘查，发现隐患，及时修治，并统筹安排好人力、物力。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敕谕：“凡天下陂塘湖堰可潴畜以备旱煐宣泄以防霖潦者，皆因其地势修治之，勿妄兴工役，掊尅吾民，又遣监生及人材，分诣天下，督吏民修治水利。”即调派国子监及水利专家到各地详加考察，因地制宜兴修水利。
明初兴修水利收到了明显成效，明朝思想家顾炎武的《日知录》给予很高的评价：“洪武末，遣国子生人才，分诣天下郡县，集吏民，乘农隙，修治水利……天下郡县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同时，明朝也注重发展水运，永乐元年（1403年），组织人力十余万，疏通了吴淞江等处，使太湖不再阻塞泛滥。
明朝对破坏水利设施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大明律·工律二·河防》“盗决河防”条规定：“凡盗决河防者，杖一百。盗决圩岸、陂塘者，杖八十。若毁害人家及漂失财物，淹没田禾，计物价重者，坐赃论。因而杀伤人者，各减斗杀、伤罪一等。若故决河防者，杖一百，徒三年。故决圩岸、陂塘，减二等，漂失赃重者，准窃盗论，免刺。因而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即对盗决或故决河防圩岸陂塘，贻害于人，给他人造成生命、财产损害者，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大明律·工律二·河防》规定：“凡不修河防及修而失时者，提调官吏各笞五十。若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杖六十。因而致伤人命者，杖八十。若不修圩岸及修而失时者，笞三十。”不仅强调了相关官员的法律责任，而且对于暴雨等不可抗力造成损坏的，予以免责。
3.
黄河水绕汉宫墙，河上秋风雁几行。客子过壕追野马，将军弢箭射天狼。黄尘古渡迷飞挽，白月横空冷战场。闻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谁是郭汾阳。
——李梦阳《秋望》
明代弘治年间，鞑靼屡扰，西北边境多有战事，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年），李梦阳为户部主事，奉命出塞犒军，有感而发，遂成此诗。诗中描绘凄清秋景，水绕城墙，秋雁南飞，战士跨壕越沟，如追野马；将军弯弓搭箭，似射天狼。诗人对战争的前景满是忧虑和担心，诗中提到的大雁、野马在明朝也属保护之列。
明朝建国之初即注重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主要是通过“时禁”及划定苑囿、围场等特定区域加以保护。《太祖实录》载：“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还颁布保护生物资源的禁令，据《明史·职官志》记载：“冬春之交，罝（捕鸟兽的网）罛（捕鱼的网），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躏，谷登禁焚燎。”据《大明会典·采补》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颁诏：“春夏孕字之时不采。”并发布停止捕杀鹧鸪、竹鸡等禽鸟的诏谕，明初关于动物保护的制度得到延续。据《明会典·刑律》记载，宣德十年（1435年）明英宗即位之初，即下诏各地停止采捕：“各处打鹰及打捕鸟兽、采取虫鱼花草果木石山之类，诏书到日悉皆停罢。”
明朝还通过设置禁猎区保护野生动物。据《明史·职官志》记载，明成祖永乐十四年（1416年）颁布诏令：“东至白河，西至西山，南至武清，北至居庸关，西南至浑河，并禁围猎。”禁猎区由上林苑监管，如有违犯的据《明会典·刑律》处置，“一应人不许于内围猎，有犯禁者每人罚马九匹，鞍九副，鹰九连，狗九只，银一百两，钞一万贯，仍治罪。虽亲王勋戚，犯者亦同”。不仅要对违禁者物质处罚，还要治罪，王亲贵族也一律问罪。
明朝初期为了恢复国力，实施休养生息政策，鼓励农民耕作，对牛马等畜力严格保护。《大明律·兵律四·厩牧》“牧养畜产不如法”条规定：“凡牧养马、牛、驼、骡、驴、羊，并以一百头为率，若死者、损者、失者各从实开报。死者，即时将皮张鬃尾入官，牛筋角皮张亦入官。其群头，群副，每一头各笞三十，每三头加一等。过杖一百，每十头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羊减马三等，驴、骡减马、牛、驼二等。”“孳生马匹”条规定：“凡群头管领骡马一百匹为一群，每年孳生驹一百匹。若一年之内，止有驹八十匹者，笞五十，七十匹者，杖六十。”对于饲养这些牲畜，如有出现消瘦生病的情况，都要给予处罚，可见规定之严格。
4.
白雾浮空去渺然，西虹桥上月初圆。带城灯火千家市，极目帆樯万里船。人语不分尘似海，夜寒初重水生烟。平生无限登临兴，都落风栏露楯前。
——文徵明《月夜登阊门西虹桥》
文徵明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其诗“兼法唐宋，而以温厚平和为主”。苏州西城的阊门是水陆交通的总汇，作者在西虹桥上，只见皎月初圆，白雾浮空，远眺吴郡水城万家灯火，过往商船络绎不绝。全诗情景交融，空灵旷逸，意在言外，令人回味，也反映出当时苏州的秀美繁华。
明朝经济发展，产生了大量的手工业和商业作坊，人口集聚使城镇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扩大，城市的发展使建筑、排污、垃圾清理等生活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明太祖朱元璋在颁行《大明律》时，就有城市环境保护的内容。《大明律·工律二·河防》“侵占街道”条规定：“凡侵占街巷道路而起盖房屋及为园圃者，杖六十，各令复旧。其穿墙而出秽污之物于街巷者，笞四十。”对占道违建、占用公共用地及随便排污等有损城市环境的行为，不仅要恢复原样，还予以笞杖之刑。
《大明会典·工部二十》规定了对破坏京城城市卫生的制裁：“京城内外街道，若有作践，掘成坑坎，淤塞沟渠，盖房侵占；或傍城使车，撒放牲口，损坏城脚，及大明门前御道棋盘，并护门栅栏，正阳门外御桥南北，本门月城、将军楼、观音堂、关王庙等处作践损坏者，俱问罪，枷号一个月发落。东西公主门、朝房、官吏人等，或带住家小，或做造酒食，或寄放货柜，开设卜肆，停放马骡，取土作坯，撒秽等项作践，问罪，枷号一个月发落。”
明朝重视对城市环境设施的维修和管理，如成化二年（1466年）诏：“京城街道沟渠，锦衣卫官校，五城兵马时常巡视，如有怠慢，许巡街御史参奏拏问。若御史不言，一体治罪。”嘉靖年间，明世宗亦就城市环境保护下诏：“京城内外，势豪军民之家侵占官街，填塞沟渠者，听各巡视街道官员勘实究治。”强调了巡视官员在城市环境管理中的职责和御史检查执法的作用。对地方官吏在城市环境治理方面的失职行为也予以处罚，《大明律·工律二·河防》“修理桥梁道路”条规定：“凡桥、梁、道路，府、州、县佐贰官、提调，于农隙之时，常加点视修理。务要坚完平坦。若损坏、失于修理，阻碍经行者，提调官吏笞三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