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疏议》是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是中华法治文明的瑰宝。据统计，五百零二条律文中，有一百五十五条是涉及官吏职务犯罪的规定。如何通过法律制度鼓励官员积极开展工作，杜绝以权谋私，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唐代刑法明确将官吏犯罪行为区分为“公罪”和“私罪”，也有很多启示。

　　关于“公罪”和“私罪”的认定

　　《唐律·名例律》明确把官吏的犯罪行为划分成“公罪”和“私罪”两大类。“公罪”也称“公坐”，即“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疏议》解释说：“私曲相须。公事与夺，情无私曲，虽违法式，是为公坐。”就是说，“公罪”是因承办公事不力、出现失误或者差错，而不是出于个人私心或私利目的，所谓“情无私曲”，主观上不是出于故意；“私曲相须”，是指“私”与“曲”须同时具备，“私”是主观的，“曲”是客观上出现曲法枉断的行为，即“违法式”。

　　这就意味着公罪的确定，主要是考察官吏主观上是否有“私心”或有“私利”目的，而不是看结果上是否有“违法式”后果。因为“无私”，自然不存在与“私”相关的“曲”，“违法式”的行为后果与“私”无关，为公罪。换言之，公罪就是官吏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出以公心”的违法行为，因为“违法式”既可与“公心”相联系，也可与“私心”相联系。

　　官员“私罪”，《唐律》注云：“谓私自犯，及对制诈不以实，受请枉法之类。”《疏议》进一步解释：“私罪，谓不缘公事，私自犯者，虽缘公事，意涉阿曲，亦同私罪。”私罪中有一类是和公事职责无关，完全是个人行为的违法犯罪，如在职守状态之外的盗、奸、斗、伤等等。另一类虽然与公事有关，但出于私心动机，迎合皇帝或上级好恶，不讲真话，也和私罪相同。如对答制命，虽属于公务，但掩盖真相不吐实情、存心欺骗，也为私罪；如受请枉法之类，受人嘱咐请托，徇私枉法，即使不接受请托人钱财，亦按枉法处断。

　　私罪的认定，应以“阿曲”判断官吏行为的主观动机和相关行为后果。“阿”是私心，是指迎合皇帝或上级的好恶；“曲”是不直，不讲真话、隐瞒事实真相，欺瞒皇帝或上级长官。受请枉法的情况下，“阿”是有私情；“曲”是指曲法断事。除此，官吏虽然没有贪赃或谋私利的“私”，但是没有正当理由却不遵守公事规程规定、违反职责要求的，也属于“私罪”。

　　更进一步的具体区分

　　“公罪”和某些“私罪”的行为主体都是执行公务的各级封建官吏，却并非都与官吏职务行为直接相关。公罪“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与官吏职务相关；至于私罪则应该区别对待，既不能全部都认定为与职守相关，也不能因有“私”而全部认定为官吏个人的私的行为。

　　因为《唐律》中的私罪并非都是纯粹的“私的行为”，私罪可以有两种情况，其一，与公事根本无关而违法犯罪，如个人盗、奸等行为；其二，利用职权贪赃卖法或诈取私利。前者是官吏的“私的行为”，与官吏的公务职责根本无关，完全是个人行为，抛开官吏这一特定犯罪主体身份，任何人均可为之。这部分私罪应划到公务职守范围之外。后者之所以称为私罪，是因为其行为动机出于私利，但是与公事有关，或者直接利用执行公务职责之便，或者间接借助拥有的权势。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官吏犯盗、奸的行为。官吏犯盗、奸属于私罪，具体从犯罪官吏职守的状态分析，一种是监主犯盗、奸，依靠其监临职主守之身份，或利用其职责便利条件，或利用其官势权威犯罪，加凡盗、凡奸处罚。表面上看，这类犯罪行为是与公事无关，实际上，犯罪行为却是与公务职守不可分割，抛开官吏监主身份，无法顺利实施其犯罪行为，唐律对这类犯罪严加处罚；另一种则是犯罪主体抛开其特定的官职身份，在公务职守状态以外的犯盗、奸行为，这种情况《唐律》视同与普通人犯罪一样。

　　“公罪”和“私罪”处罚的启示

　　依照台湾地区学者戴炎辉在《唐律通论》中的观点，公罪就是行政犯。那么，公罪应受违纪处分。但是在《唐律》中，对于官吏犯罪的惩处，违纪和犯罪并无明确划分，官吏犯“公罪”，同样列入应受刑律惩处的范围，只是在性质界定上明确区分了“公罪”和“私罪”。同时《唐律》对待“公罪”和“私罪”，区分不同情况量刑，其基本原则是私罪者从重，公罪者减轻。

　　举例来说，若以官当徒，如系私罪，则五品以上，一官当徒刑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当徒刑一年；如系公罪，则各加私罪一年当，即五品以上，一官当三年，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官吏犯公罪，即使主观上无犯罪故意，主观心理属于不觉或不知情，大多数情况下也仍要被处罚，只不过在量刑上有所减轻。如失囚罪，主守不觉，应须减囚罪二等。公事失错自觉举，依《唐律》规定“原其罪”。如，《唐律》中规定，文书“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若官吏不按时完成，就是“稽程行为”，属于公罪，依唐律规定，若“其自觉”，可以免除刑律处罚。

　　总之，《唐律》关于“公罪”和“私罪”的区分，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从行为人主观状态角度来区分，公罪多出于过失，私罪多出于故意。从惩处原则角度来区分，对公罪的处罚要轻于私罪。如此规定，既有益于整治监督官吏的职守活动，也可以充分发挥官吏职能管理的积极性，同时鼓励官吏在执行公务中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上级和皇帝，坚持个人操守，务求清白，杜绝贪赃枉法。公罪和私罪的规定，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定罪量刑原则的科学性，同时也体现了古代官吏为官之道所追求的理想。

　　宋朝范仲淹曾言，“做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为官如果勤于公务，不可避免地就会有失误，若怕犯错而疏怠懒惰，不是正直高尚的人所应为。中国古代社会等级森严，当官若得罪上级和皇帝，就不可能指望升迁，往往还会获罪入刑，坚持原则，保持操守，对上不逢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荣辱，自然是很高的情操和修养。这是中国古代社会道德背景下，士大夫为官的自我约束，也是古人追求的为官之道，于古有益，于今也应提倡。区分“公罪”和“私罪”，以此鼓励官员从事公务而无“私曲”的积极性，对于澄清吏治，强调官员的道德操守，加强廉政建设，无疑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