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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   下一篇 2023年04月04日 上一期  下一期
以法治之力守护红色记忆
南部战区军事检察机关强化军地协作,把“治当下”和“管长远”融入英烈设施保护工作
张吟丰 胡厉强 吴昌

  

  

  

   3月31日,长沙军事检察院、湖南省长沙县检察院检察官来到长沙县烈士陵园,对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情况进行实地勘验。

  鲜花献英烈,哀思祭忠魂,清明节即将来临,我们不仅要缅怀英烈,更要以实际行动守护忠魂。近年来,南部战区军事检察机关把“治当下”和“管长远”贯穿履职全过程,强化军地检察协作,推进英烈纪念设施保护常态化机制建设,用法治力量加强对英烈纪念设施等红色资源的保护力度,推动形成了共治共建共管的英烈设施保护“南部军检方案”。

  专项监督掀起保护热潮

  3月30日,长沙军事检察院检察官来到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茅岩河镇烈士陵园,对英烈纪念设施保护公益诉讼开展“回头看”。在现场,检察官看到无名烈士墓碑前摆放着鲜花,不时有人前来瞻仰。

  1950年3月,12名解放军无名烈士在永定区罗塔坪乡的剿匪战斗中壮烈牺牲,后被就地安葬于该乡太坪村。由于长期无人管理和祭扫,无名烈士墓设施残破、杂草丛生。

  2021年3月,长沙军事检察院了解到该无名烈士墓的现状后,联合永定区检察院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程序,向永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并持续跟踪了解检察建议的落实情况。经与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及当地镇政府多次实地勘察和磋商,相关部门决定将无名烈士遗骸迁葬至茅岩河镇烈士陵园。同年4月,在军地检察机关见证下,12名无名烈士的遗骸被迁葬至茅岩河镇烈士陵园,墓碑上镌刻了烈士们的英雄事迹。

  湖南是一方革命热土,红色资源十分丰富。据了解,2020年8月,长沙军事检察院结合当地实际,联合湖南省检察院、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湖南省文物局部署开展“潇湘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专项行动。两年多来,检察干警来到全省多地访寻英烈设施、红色遗址,协调开展保护行动,推动英烈纪念设施完整庄严、整洁规范。

  在南部战区军事检察院统一部署下,广州、南宁、昆明军事检察院相继开展英烈纪念设施保护专项行动,按照“分类收集线索、组织实地勘察、联合调查取证、推动问题解决”的总体思路,掀起专项保护热潮。截至今年3月,南部战区军事检察机关共办理英烈纪念设施等红色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115件,督促整改160余处。

  小处着手用心用情解难题

  1950年7月,解放军奉命开赴广西宜山地区执行剿匪任务。在剿匪过程中,45名负伤战士在原宜山九龙野战医院经医治无效牺牲,安葬于河池市原宜州市庆远城区内,其中包括年仅18岁的战士王道亭。2013年7月,原宜州市政府将庆远城区内零散烈士墓迁移至庆远镇九龙岩烈士墓群安葬。

  因年代久远旧石碑碑文字迹难以辨认,在重新制作石碑时,“王道亭”被误刻成“王远亭”。烈士亲属多次要求有关部门更正,但始终未得到解决。

  2021年11月,河池市检察院受理该线索后,立即启动检察公益诉讼军地协作机制,联合南宁军事检察院办理该案。为还原真相,南宁军事检察院派员前往广西军区档案、党史等部门了解情况,找到宜山军分区1951年制作的烈士登记表。随后,南宁军事检察院与河池市检察院检察官多次开展现场勘验,仔细对比和甄别信息,证实王道亭烈士亲属反映的问题属实,遂采取公开听证、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地方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为革命先辈“正名”,同时督促解决烈士墓群周边杂草丛生、垃圾遍地、周边道路泥泞以及缺乏指示标识等问题。

  “每一名烈士都是一座丰碑,每一个名字都不容亵渎,一个字的错误看似很小,但损害的是革命先辈的无上荣誉。检察机关以王道亭墓碑勘误‘小’处出发,为赓续红色血脉贡献了检察力量。”全国人大代表、南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连长赵松说。面对英烈设施保护中的矛盾问题,南部战区军事检察机关灵活运用诉前磋商、检察建议、公开听证、圆桌会议等形式,用心用情解难题、护设施。

  建立长效保护机制提升治理效能

  海军广州烈士陵园是为纪念万山海战牺牲烈士而修建的英烈纪念场所,位于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长洲街军校路170号大院内。

  2021年4月,广州军事检察院检察官在履职中发现,该烈士陵园因管护责任未得到有效落实等多重原因,存在部分地基塌陷、雕像开裂、树木枯死等问题,影响了英烈纪念设施的庄严和安全。该院随即会同广州市黄埔区检察院组建“守护家门口的红色资源”联合办案组,多次前往烈士陵园开展调查取证,查找完善烈士资料,厘清管护职责。

  在查明案件事实和厘清各部门职责后,2021年8月,广州军事检察院和黄埔区检察院向南部战区海军某部和相关职能部门分别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相关部门尽快制定陵园保护整治方案和适当增加专项经费投入,并加强军地沟通联系,形成保护合力。

  在军地检察机关的共同推动下,现驻地部队和地方行政机关明确了权责分工,通过制定一份共护机制、申请一笔修缮费用、重塑一个“党史阵地”,有效提升了烈士陵园保护的军地共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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