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贯》剧照
1956年4月，浙江昆苏剧团昆曲《十五贯》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一周后《十五贯》在国务院直属机关礼堂演出。一位领导人观看演出后说：“你们浙江做了一件好事，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十五贯》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人民日报》随即发表了田汉执笔的题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的社论，把昆曲和《十五贯》推到了热点。
回顾六十多年前的那一幕，我们不难理解，其实，让昆曲复苏的，是人民群众朴素的正义观。观众欣赏昆曲《十五贯》，既是对清廉官员况钟的推崇，也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期盼。时至今日，《十五贯》仍能给我们诸多启示。
1.
《十五贯》的故事，由宋人流传的话本《错斩崔宁》敷衍而成。清初，传奇从《双熊梦》中分出来。秦腔、京剧、弹词、木鱼书、宝卷等都有演绎。但正是在昆曲《十五贯》进京后，北京、天津、沈阳等城市的十一个剧种争相改编演出，一时街头巷尾热议纷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十五贯》是昆曲中难得的非才子佳人戏，其中《访鼠》一折是该剧的精华。
赌棍娄阿鼠闯入尤家，偷盗十五贯铜钱，并用斧头杀死尤葫芦灭口。有人在惠山脚下的东岳庙附近发现了娄阿鼠的踪迹，及时报告苏州知府况钟。东岳庙大殿内，做贼心虚的娄阿鼠前来求签，遇见了扮作卜卦人的况钟。况钟自称善于观枚测字，能知吉凶祸福。于是娄阿鼠以“鼠”字求问，况钟说它肯定是偷盗，而且苦主姓尤——尤谐音油，鼠善偷油。况钟又拆字说，鼠上加个空字头是“竄（窜）”，他必须逃走才能避祸。又说鼠字上面是臼，拆字“一日”，也就是要在一日内逃走。还说鼠性夜行，鼠为子，子属水，鼠又属巽，位在东方，让他连夜走水路，往东南方的苏州逃。文字的机巧、思维的机敏、观察的机警，使况钟处处站在了主动地位，不仅说中凶犯心病，摸到凶犯底细，还让娄阿鼠深信不疑。
娄阿鼠并非穷凶极恶之徒，终于招出了谋财害命嫁祸于人的罪行。况钟威严庄重的中州音，娄阿鼠油滑的苏白，一来一往，针锋相对，让短短的一折戏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娄阿鼠是猥琐的丑角，但戏中却很出彩，这给演员的表演带来了挑战。除了扮相独特、动作滑稽、眼神诡诈，还必须掌控十分恐惧而又步步小心的心理，且不失昆曲特有的美感。当他听到况钟问：被偷的“那家人家，可是姓尤”时，他一惊，从凳上一个倒栽葱向后面反跌下去，随即又从凳子底下钻出，跳到凳子上，一副老鼠偷油的样子。手里拿着的签筒，一根签子都没掉出来。娄阿鼠的表演，是特别放大了给观众检视的，没有扎实的功底很难演好。
在《访鼠》一折中，况钟是主动的，娄阿鼠是被动的。但狡猾的娄阿鼠并非退缩不前，而是积极想主意。可他越是信服测字的灵验，越感到厄运的不可挣脱。一经况钟点到节骨眼上，只能抑制恐惧，强颜作笑，勉强地将况钟嘲笑一番。他一方面希望测字先生为自己解决疑难，指示迷途，逢凶化吉；一方面却又害怕别人猜透心思。这样的心理冲突，推动了情节的深入发展。
2.
《十五贯》塑造的况钟，既有为民请命的胆量与气魄，又有深入调查研究的求实作风。他“执法严明，德威并行。体民苦，察民情，平生愿，效包拯”，为了挽救两个无辜百姓的生命，敢于承担风险，不管“部文已下，怎好违行令”，不顾“奉命监斩，翻案无权柄”的严酷现实，决心重审此案，暂缓判斩。这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面对巡抚衙门小门官的不予通报、中军的横眉怒目、周忱的百般阻拦、过于执的从中掣肘等诸多刁难，况钟据理力争，终于迫使都堂让步，取得了重审权力，直至审清疑案，平反冤狱。秉公断案、为民请命的基础，显然是真凭实据。况钟作为清官的一个特点，就是实事求是，不轻信口供。
《访鼠》一折，正是巧取窃贼口供的过程。
这场戏很有趣，从况钟角度说，在娄阿鼠的面前，要处处抑制愤怒的感情，时刻提防流露官家的气度。从测字先生的态度说，又怕装得虚假过火，使狡猾的凶手不敢信任。娄阿鼠是在赌场混的人，对跑码头的江湖先生，未必毫无戒忌，况钟真正表现出江湖义气，是两肋插刀的朋友，他才相信你，肯把性命交给你，把你当作“救命王菩萨”。
但作为清官，仅有智慧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胸怀正义。
《十五贯》描写况钟的高明之处，是不让他躲在后台逃避困难，而是把他拉到台前，要他面对矛盾，当场解决问题。况钟在勘察过程中发现了一枚铜钱，可他只是把它作为案情的一条重要线索，并不是当作解决全案的定断。最后的定断，应该是从斑斑血迹、一两枚铜钱、赌博的骰子、绣花的钱袋、群众的答对，甚至直接在凶手的嘴里追查出来的。这个人物塑造得很可敬，不仅仗义执言、威武不屈、坚持真理，而且具有严肃认真、细致周密的工作作风。
我们明白，况钟的做法，其实是违反封建时代官场游戏规则的，很可能会因此丢官。然而他正气凛然，毫不胆怯，坚持这样做下去。与之相比，那个昏官过于执，不问青红皂白，只凭主观臆断，就判客商熊友兰和油葫芦的养女苏戍娟死罪，显得十分卑劣。这，恰恰是另一种“审丑”。
《十五贯》之所以被誉为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戏曲改革方针的良好榜样，是因为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它告诉人们，老百姓欢迎的是像况钟这样秉公断案、为民请命的清官，要当好清官，却难免承担风险。
如果说，观众欣赏《十五贯》时作法律审视，况钟在苏州知府任上，则不断自省自律。戏曲之外的他，始终承受巨大的压力。
他担任苏州知府时，不意冒出一个突发事件：府治遭受火灾，文卷全都被烧成灰烬。肇事者是一个小吏。烈火熄灭后，况钟端坐在瓦砾场上久久思量，又把小吏叫出来，痛打一百下板子，随即喝令他回家去。况钟亲自起草奏章，把火灾的责任归咎于自己，尽量不牵连小吏。小吏明白，自己面临的必然是死罪。谁知况知府叹息说，这本是知府没尽到责任，为什么要小吏承担呢？奏章上呈，不过是给小吏罚俸——扣掉了工资。
这是明人杨循吉在《苏谈》中讲述的一个故事。
3.
况钟是江西靖安县人，出身贫寒。当初，况钟只是以小吏的身份在礼部当差，有关官员有事需到堂上汇报，常带着他一起前往。如果上司有所询问，官员侧身向况钟询问，再作回答。尚书吕震发现其才能出众，于是推荐他做了仪制主事。明仁宗驾崩，明宣宗在南京，应派遣一个礼官前去迎驾。众人都惧怕前行。吕尚书任用况钟赴命，况钟挺身而出，自傲地说：“这件事非我不可！”他骑着驿马奔驰了七个昼夜到达南京。皇上的车驾出发后，况钟戴纱帽穿直领踏芒鞋，扶轿步行上千里，不辞劳苦。每当到达驻地，他总是提前在路边恭迎皇上，宣宗因此了解到他的忠勤可用。
当时，太监时常到全国各地采集宝物，办理公事。像苏州这样的富庶之地，负责督管丝织染业，征收蟋蟀，或购买禽鸟花木的来内官、罗太监，常常会待很长时间，乘机盘剥百姓。郡佐、县正稍稍违背他们的心意，他们就杖击、鞭打，即使知府也会遭到斥责。其他内宦也很蛮横，甚至将地方官员捆缚后扔在驿站水边，鞭打五六十下。况钟担任苏州知府时，知道难以治理，恳请皇上赐予敕书然后上任。到任后，先在驿站拜访了一个有权势的太监，况钟对其行下拜礼，太监竟不予搭理，况钟起身对他作了个揖，然后坐在座位上，与太监相对而论。说完，指挥手下骑马入城，自己坐轿压阵。从此到苏州的内官都不敢再任意责打当地的官吏。一次，内官杖打了吴县主簿吴清，况钟听说后，上前抓住他的两只手，厉声指责：“你怎么能打我的主簿？县中不要办其他的事了，只干你这一边的事吗？”内官为他的自傲感到害怕，提出设席道歉，才算完事。
然而，过于正直的况钟也得罪了某些人。一个御史在苏州巡视，况钟碰巧在大道上与他相遇，对他只是拱拱手，没下轿就径直走了。有人便竞相借机说他太自傲，目中无人，致使况钟长期被压制，连续九年他一直在苏州做知府，得不到升迁。最终因为劳累过度，花甲之年病逝在任上。运载况钟灵柩回靖安故乡的船中，“惟书籍，服用器物而已，别无所有”。然而谁都明白，苏州风俗淳朴，正是在他治理下形成的。
况钟执政苏州不到一年，“勘部过轻重囚一千一百二十余名，吏不敢为奸，民无冤抑，咸颂包龙图复生”。况钟很有个性，难免自傲，自傲的本质却是自守、自律、自责，正因为清正廉明，才被誉为况青天，与包拯包青天、海瑞海青天齐名，载入青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