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华荣代表

　　　焦宪代表

　　　陈玮代表

　　　李龙倜代表

　　“银发打工人”究竟算不算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能否享有劳动法律规定的相关劳动权益？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当下，这个话题持续引发社会关注。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老龄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就此话题接受记者采访。代表们表示，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要贯彻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有关部门要公平合理地保障“银发打工人”劳动权益，让“银发打工人”勤有所获、劳有所保。

　　“银发打工人”标签背后的法律问题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当前老龄社会正加速到来。有关部门测算，“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在此背景下，不少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老人并不是“躺平”，而是选择再度回归劳动力市场。对于这个群体，社会还赠予了一个美丽浪漫的标签——“银发打工人”。

　　然而，美丽标签的背后，却是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尴尬境遇。我国法律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合同终止。那么，劳动者如果在退休以后再就业，其与用工单位能否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并享有社会保险等劳动保障？实践中他们得到的回答往往是：尽管从事劳动，但“银发打工人”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朱华荣表示，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持续加剧，越来越多的“银发”族进入劳动力市场，保障“银发打工人”群体的劳动权益，应当引起社会各界关注。这对促进老年人参与社会、积极应对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村就有不少‘银发打工人’。”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咸丰县唐崖镇彭家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焦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农村地区，“银发打工人”这一现象日益普遍，并且来自农村的“银发打工人”数量要远多于城镇。他介绍，来自农村地区的“银发打工人”，多数背井离乡，年龄大、法治意识淡薄，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一旦遭遇受伤、工资拖欠等纠纷，普遍存在维权艰难的情况。

　　“超龄劳动者年龄大、体力下降，遭受职业伤害的风险高，对职业危害救济的依赖度大。”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工商联副主席、百行智能科技集团董事长陈玮也注意到了“银发打工人”这一群体。除部分高技术的超龄劳动者外，大多数超龄劳动者从事的是低技能劳动，工作时间长，对体力要求高，而且没有休息日，难以享受休息、休假和领取加班报酬等权利。

　　“银发打工人”劳动权益在制度供给上的不足，引发朱华荣代表的担心。“发生劳动争议之后，有关部门往往会根据劳务关系认定。这样一来，‘银发打工人’这类超龄劳动者就享受不了劳动合同法的关照，不仅权益保障水平低，而且维权成本高。”他说。

　　在检察履职中保障“银发打工人”权益

　　“我注意到，湖北省检察机关近年来聚焦特殊群体，通过开展民事支持起诉工作助力‘银发打工人’保障劳动权益，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十堰市太和医院护理部主任李龙倜表示。

　　采访中，李龙倜代表提及十堰市张湾区检察院与有关部门建立民事支持起诉协作机制，并成立联合小组，探索“诉前调解+支持起诉+社会治理”办案模式，有效降低了“银发打工人”等弱势群体的维权难度。

　　“虽然‘银发打工人’所从事的多是一些服务性工作，但不能就此忽视这个群体的劳动权益。”作为来自基层的一名全国人大代表，焦宪代表也特别关注保障“银发打工人”劳动权益的问题。

　　在对当地检察机关的走访中，焦宪代表注意到，咸丰县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拖欠工资案中，针对3名“银发打工人”的特殊情况，开展调解工作，成功帮助当事人追回了被拖欠4年的工资。

　　记者通过当地检察机关获悉，这是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检察机关开展“发挥检察职能依法助力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专项工作以来的典型个案。通过“府检联动”协作机制，2022年以来，该州检察机关立案办结20件农民工讨薪案件，帮助116名农民工讨回工资79.4万元。

　　健全法律制度，让“银发打工人”劳有所保

　　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对此，接受采访的全国人大代表认为，落实好“积极应对”，也要从完善法律制度上着手，强化制度保障。

　　“立法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朱华荣代表表示，要围绕老年人再就业现状、再就业困境、劳动保障情况广泛开展调研，为修订有关法律提供实践支撑。

　　在朱华荣代表看来，如果能从法律上明确超龄劳动者的“劳动者”身份，将“银发打工人”纳入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畴，进一步完善工伤保险制度体系，有利于保障其劳动权益。他同时表示，在此之前，希望检察机关继续依法能动履职，通过支持起诉、介入调解等方式，提升“银发打工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陈玮代表注意到，一些地方为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在她看来，这并不是一种普遍规则，只是在一定地域或职业范围内发挥作用。

　　“应从法律制度上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就业权利。目前，司法机关可以通过指导性案例等形式，统一超龄劳动者劳动关系认定、工伤认定等相关问题的司法裁判尺度。”谈及当下之策，陈玮代表说。

　　（本报北京3月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