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冷枚《梧桐双兔图》（局部）
“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虎啸坐空谷，兔月向窗开……”这首诗出自南梁著名诗人沈炯《十二属诗》。这首诗首字按序嵌入十二生肖名，既突出了12种动物的生性特点，起到画龙点睛之功效，又凸显时人对生肖本命的信仰程度。
生肖文化源于先秦，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的秦墓竹简《日出·盗者》和甘肃天水放马滩秦代墓葬出土的《日书》竹简清楚地记载了十二生肖：“子，鼠矣。丑，牛矣。寅，虎矣。卯，兔矣……”东汉思想家王充《论衡》卷三《物势篇》谓：“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申，猴也；亥，猪也……”学界关于十二生肖起源历来各抒己见，“图腾说”“动物崇拜说”“天文说”“地支说”“多种成因说”，见仁见智。
由十二生肖衍生的“本命年”，除佛教经典、道教符篆、天文历书等特殊文献外，世俗文献提到本命年较早的典籍为陈寿《三国志·魏书·管辂传》，其中记载古代卜卦观相行业祖师、魏国术士管辂谈及自己年寿时说：“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故而，“本命年”俗称“属相年”，简言之，就是以12为递进单位，每个人的12岁、24岁、36岁、48岁……都是他的本命年。可见，最早的“本命年”之说，带有浓重的宿命论色彩。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本命年要束红腰带、穿红袜子，其实大可不必。
相比其他形式的本命信仰，生肖文化作为一种极具特色的文化样式，延续至唐，得到进一步发展，并自下而上扩展延伸。但是，唐代民间普遍认为本命年不祥，正所谓“本命年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喜必有祸”，又把本命年称为“坎儿年”。于是，化解本命年厄运的各种“指南”应运而生。敦煌莫高窟藏文本禄命书《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寅生虎，相人命属东方青帝。子曰：料白米三石二十一代。宜著青衣，有病宜服青药……不宜共酉年生人同财交会。”该小册子将十二生肖本命属相之人生活起居、衣食住行、年岁时运等宜忌事项全部列出，说明唐代人对生肖文化的信仰已达迷信程度。正史中，大批生肖俑的出现也佐证了唐朝生肖文化的盛行。
唐末节度使董昌属兔，十分迷信生肖本命。宋初文学家、书法家徐铉志怪小说《稽神录》第一卷说，董昌之所以利欲熏心，就是轻信了山阴老人献给他的谶言，经常念叨：“兔子上金床，原来谶我也。”传说越州有一狂生在旗亭上写下四句诗：“日日草重生，悠悠傍素城。诸侯逐兔白，夏满镜湖平。”第二年夏天，董昌就被曾经的部下钱缪剿灭，此诗才被人“破译”：“日日”为昌，“草重”为董；越州原是隋朝越国公杨素所筑，“傍素城”指的是董昌割据越州；“兔白”指董昌，全诗暗指董昌将被钱缪所灭。不过这是文人牵强，当不得真。我们今天尊崇的生肖文化，大多已不在迷信里打转，而是寄寓了美好的祝福。
生肖作为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不仅丰富了小说创作素材，还融入绘画、书画、工艺品等艺术中，成为娱乐文化活动的象征。当然，十二生肖进诗入词，更为后人留下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七年元日对酒五首》中写道：“今朝吴与洛，相忆一欣然。梦得君知否，俱过本命年。同岁崔何在，同年杜又无。应无藏避处，只有且欢娱。”作者自注，他与吏部崔相公甲子同岁，与循州杜相公及第同年。秋冬两人俱逝，白居易由此认为自己第五个本命年已无处藏避，反映了古人对生肖本命年的惧怕心理和消极态度，这在现代人看来就有点可笑了。
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十二生肖诗》写得有趣：“夜闻空箪啮饥鼠，晓驾羸牛耕废圃……手中猴桃垂架绿，养得鹍鸡鸣角角。”明代大学者胡俨的《十二生肖诗》则别具风格：“……鼷鼠饮河河不干，牛女长年相见难。赤手南山缚猛虎，月中取兔天漫漫……”全诗不仅依次嵌入生肖名，且一名一典情趣历史相互交融，使人体会到人生悲喜、晴云交替。
因为玉兔的传说，兔与月总是交织在一起，传达浪漫的诗意和美好的愿望。这方面唐代卢仝的诗写得意境深长：“东海出明月，清明照毫发。朱弦初罢弹，金兔正奇绝。三五与二八，此时光满时。颇奈虾蟆儿，吞我芳桂枝。我爱明镜洁，尔乃痕翳之。尔且无六翮，焉得升天涯。方寸有白刃，无由扬清辉。如何万里光，遭尔小物欺。却吐天汉中，良久素魄微。日月尚如此，人情良可知。”值得一提的是，卢仝虽然家境贫困，仅破屋几间，但他饱读诗书，家中图书满架，其狷介之性中更有一种雄豪之气，让人景仰。
唐代诗人王建的《宫词一百首》，其中之一是写小白兔的，写得生动有趣：“新秋白兔大于拳，红耳霜毛趁早眠。天子不教人射杀，玉鞭遮到马蹄前。”而白居易写的是：“兔隐豆苗肥，鸟鸣桑椹熟。”写出了兔走鸟鸣、豆苗壮、桑椹熟的田园风光。古诗词对兔子的描写不计其数，可见古人对兔子的喜爱到了痴迷的程度。
如果觉得十二生肖不好记，有一首顺口溜可以帮忙：“一鼠二牛三虎头，四兔五龙六蛇口，七马八羊九金猴，鸡犬猪站最后头。”其实，十二生肖是一组彰显中国民俗的经典文化符号，它不仅融合了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民族的行为思想，也比较清晰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习俗、价值理念、审美方式，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